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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人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人皆欲学而生。”亚里士多德用这句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此类似的一句谚语是:“哲学起源于闲适和惊奇。”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对知识的自然追求是一种为了知道而知道,为了智慧而寻求智慧的思辨活动,它是最自由的学习,因为它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或外在目的。
哲学思辨最初表现为“惊奇”,惊奇就是好奇。最早的哲学家,出于好奇,对眼前的一些现象感到惊讶,如日月星辰,风雨等。,然后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起源的哲学问题。
从事哲学活动,除了“惊”,还必须有“闲”。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怎么会有时间去“惊讶”呢?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会有心情去探讨接近奢侈的哲学问题?
在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是贵族。他们不必为生活而努力工作,所以他们可以从事纯粹的投机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在古希腊,奴隶制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发达,贵族们享受着充裕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在闲暇时间从事哲学思辨是希腊人的一大特色。
很多热爱哲学的朋友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的天性。人是为了知识而求知,为了智慧而求知,而不是经过哲学思考后试图得到别的东西。海德格尔也说过,如果非要问哲学的目的,我宁愿说哲学是无用的。
一个年轻人找到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和你一起学习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到底想学什么?学完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完木工,可以做家具;学了商科,就能赚钱了。那么你学哲学以后能干什么呢?”年轻人无法回答。
苏格拉底是想开导这个年轻人,哲学没有实际用处。
还有一个关于哲学家和船夫在船上对话的故事。“你懂哲学吗?”“我不明白。”“那你至少损失了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我不明白。”“那你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打翻了船,哲学家和船夫都掉进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不……”“那你已经失去了100%的生命。”
看来哲学真的没用,关键时刻连救命都救不了。不如学一门实用的技能。
但求知是人之常情,人类不会先衡量一门知识是否有用,再决定是否继续思考。同样,哲学也不会因为“有用”或“无用”而被人类接受或拒绝。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活在哲学里,人归根到底是“哲学”的存在。所以哲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2.芝诺: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圆。
人的知识就像一个圆,里面的已知,外面的未知。知道的越多,圈子越大,不知道的越多。
芝诺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以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继承人。芝诺被称为“悖论之父”,他的四个数学悖论流传至今。他曾经讲过一个“知识圈理论”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芝诺:“老师,你的知识比我多很多倍,你对问题的回答都很正确,但为什么你总是对自己的答案有怀疑?”
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指着它们说:“大圆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的面积是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多。这两个圈子之外是你我无知的部分。大圆的周长比小圆长,所以我接触到的无知比你多。这也是我经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在这个哲学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作一个圆圈,生动地揭示了知识和无知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个故事说明: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他接触和思考的问题越多,他就越觉得自己很多问题不明白,从而越觉得自己知识贫乏;相反,一个知识匮乏,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能力低下的人,会觉得自己更有知识。
其实,发现自己的无知只是知道的标志,而自满大多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庄子不是说“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吗?知识的海洋是浩瀚的,而人们所知道的总是极其有限的。就像圈子内外的关系一样,见识越广,接触的未知就越广,疑问就越多。反之,知识越贫乏,接触的未知面就越窄,提问自然就越少。只有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无知吗?
3.赫拉克利特: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辩证法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就像20世纪英国的温莎公爵一样,本可以继承一个希腊城邦的王位,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痴迷哲学,他把皇位让给了弟弟。温莎公爵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代表人物。美丽仍然是实用的,但赫拉克利特痴迷于无形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起源,整个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永不停止燃烧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万物流动,万物不灭”的结论。河水不停地流着。当人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时,遇到的水流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举个例子,当你爬山的时候,通往山顶的路和通往山脚的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宇宙到原子,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变化。这条路上一定有树叶掉落或者地上的树叶改变了位置。蚯蚓、虫子、细菌在土壤之间和表面穿梭,而土壤本身一部分在腐烂,一部分在变成石头,只是人眼看不清楚而已。
赫拉克利特还认为,人类的智慧只在于讲真话,其他一切都不值得拿走。也就是说,即使你的鼻孔能分辨出任何烟味,你也不会变得优秀。在他眼里,聪明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是坏人。他既不合群,也不轻视一切。
晚年,他隐居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地广人稀,我只好吃草根树皮。患了水肿之后,我下山去市里找医生,但是我没有和医生说话,只是用手语做手势,让医生不知道怎么办。一气之下,他躲在牛棚里用牛粪封闭自己,试图用牛粪的热量将体内的水分排出。大约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0年之间,这位骄傲的苦行僧终于回到了人间。
虽然赫拉克利特已经走了,但他的理论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尤其是“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名言,我们仍然记忆犹新。黑格尔评价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第一个创始人。黑格尔读到他的时候,动情地说:我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看到了一片新的陆地。
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因为一切都变了,这条河不再是另一条了。是的,一切都在变,很多事情根本回不到过去。与其为逝去的河流空而悲伤,不如珍惜和把握当下。
“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所拥有的,但我们总是想到我们所缺少的。”叔本华的话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质。
有的想放弃,有的想拥有,也许这就是人生。但生活也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是可以挽回的,比如健康、金钱、地位、朋友等。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比如青春和生命。
我们总以为生活在别处,其实生活就在我们身边。岁月一般在我们脚下缓缓流过,一去不复返。两千多年前,孔子在河上感叹:逝者如斯夫。几乎与此同时,赫拉克利特说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格言。先贤们遥远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所以请记住:珍惜你所拥有的,珍惜值得珍惜的。
4.马基雅维利:政治是不道德的。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律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来侵略,结束政教合一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政体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论》讲的是一个王国如何存废,从而总结了君主的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的目的是教导劳伦佐建立一个稳固而强大的国家,统一义大利。写完后,我向小劳伦佐展示了这个秘密,但不想公开。所以语言很坦率,不加掩饰。直到马基雅维利死后五年,他才被公之于众。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权力和利益的斗争,与正义、善良等道德原则无关。他说,政治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与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分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政治决策。一个决定是否太过残酷、破碎、违法,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马基雅维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也将伦理与政治法律分开。“要发展政治真理,首先要抛弃我们的两个伙伴——神学和伦理学”,因为“道德和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上的善只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是政治的工具,政治是运用一切工具实现目标的实践艺术。”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政治”是“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被归入“私人领域”,两者相互对立,形成“镜像”关系: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以私人领域的标准被定义为小人;如果把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应用到公共领域,那就是自杀。
他指出,权力和政治的使用不需要受到道德的约束。道德自然是被称赞的,但在政治上,不需要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问什么有益,什么有害。当道德上的事情对国家利益和君主的人身安全有害时,就不应该做。当不道德的事情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要有任何顾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德,他很快就会遭受不幸,他的家庭将被摧毁,”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想保住你的位置,你必须知道如何做不公正的事。”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不道德”其实是强调政治要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作游戏,这两种游戏的规则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我们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遵循政治的规则,我们必然会被打败。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从我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说,我完全同意。政治追求的是一种权力。如果被道德所羁绊,那一定是胆怯,不敢放手。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要注意所有的士兵都是公平的,政治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老老实实做人”的道德原则,估计永远打不赢这场仗。难道我们不记得中国哲学史上的宋襄公吗?我到处讲仁义,一直讲仁义。结果错过了战机,被敌人打死了。有人曾评论宋襄公是“笨得像头猪的战略家”。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最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善心”。年轻的对身体有害,而年长的则被征服。比如项羽,因为忠心耿耿,所以不愿意在鸿门宴上趁机杀了刘邦。面对糊一层纸的羞涩道德,年轻气盛的项羽不得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和名声,以及周围人的看法和舌头。
尽管他实力很大,贡献最大,却因为“先破秦入咸阳,咸阳王”的条款而感到不安,处处束手束脚,于是在鸿门宴上被樊哙告知,失去了消灭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斗争中,他处处受到刘邦舞动的道德大棒的折磨。甚至在惨败的最后,因为“拒渡江东”的道德面子而自杀,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另一方面,如果把政治规则运用到道德领域,结果也一样糟糕。和自己的亲戚朋友搞阴谋,争夺利益,都不是借口。所以马基雅维利是对的:政治属于“公共领域”,道德属于“个人领域”。
爱因斯坦: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说,“自然最不可理解的地方是,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似乎这位科学伟人的一生都是在科学和宗教两大思想体系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一种脱离智慧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这种自然力的来源归于上帝;另一方面,科学没有完美的答案。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我们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和现象。对于这些,除了惊叹造物主的神奇,我们还能做什么?
或者爱因斯坦说:“我想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想知道他的想法。”正是对上帝的信仰,让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有了探索宇宙奥秘的激情。“上帝不掷骰子,科学只能由那些彻底渗透了对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来创造。
然而,这种感觉的来源来自于宗教领域。对一种可能性的信念也属于这个领域;这种可能性是,适用于现存世界的规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来概括。我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没有如此深刻的信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方,伟大的科学家也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我可以列一长串: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尔、罗素、莱布尼茨……
我们一直崇尚科学精神,把科学水平视为文明的标志,把科学视为宗教的死敌。也许看了爱因斯坦的话,我们才真正知道科学和宗教在源头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开西方科学史,有多少科学家把宗教的殉难变成了科学的虔诚。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留下的故事,不仅震撼人心,也发人深省。
当罗马军队占领古城西拉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做几何题。面对敌人眼花缭乱的武器,这位像赫利俄斯一样的数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请求:等一下,让我先把这道题解决完。为了建立傲视天下的科学理论“日心说”,哥白尼在后半生几乎耗尽了精力,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公之于众。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被逐出教会、流放和监禁,直到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他的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世界本身毁灭,否则行列永无尽头!”
科学和宗教都起源于人类探索宇宙和自身的冲动。然而,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它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但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学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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