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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也可能是欧洲古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只要掌握一门语言,我们就可以从罗马漫游到印度;从西西里到塔吉克斯坦,国王们都在努力应对统治一个多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而希腊城邦则在历史上最早的联邦制下走到了一起;托勒密的科学家们正在测量地球的周长,而希腊阿尔戈英雄先驱们探索了印度洋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
马其顿征服亚洲后的三个世纪,即从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去世到埃及托勒密王朝覆灭(公元前30年),可能是古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在《希腊化时代》一书中,彼得·索恩曼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广泛的历史回顾,以及各个城市和国王的叙事特征。
以下内容选自《希腊化时代》,与原文相比有删节和修改。有些小标题是编辑添加的,不归原文所有。本文使用的所有图片都来自这本书。已经出版社授权出版。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公元前350年左右,一个男孩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小镇索里。像其他3500万人一样,这个孩子是作为伊朗国王的臣民长大的,伊朗国王是波斯的阿塔·薛西斯三世,“万王之王,各方之王”,是犹太人、巴比伦人、伊朗人、埃及人和希腊人(尽管事实上并非所有希腊人)的统治者。200年历史的波斯帝国,疆域从爱琴海岸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麓,原本应该看起来像天空一样稳定。
当这个男孩——我们不妨称他为克莱尔库斯——成年后,他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前334年春天,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带领马其顿军队进入亚洲。不到两年,塞浦路斯落入亚历山大的口袋。公元前331年秋,随着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加亚米拉战役中被击败,阿契美尼德国王的波斯帝国消失了。
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向亚洲腹地进军时,克莱尔库斯向西航行到雅典,在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学习哲学。他参观了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仔细抄写神谕(“认识你自己”和“朋友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他开始写正在形成的神奇新世界:犹太宗教、印度智慧和波斯牧师。因为后来的作家保存了一些语录,所以我们还能读到一些克莱尔库斯失传的哲学著作的残篇,比如《论教育》、《论阿姨》、《论友谊》等著作。
公元前323年夏天,世界之王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亚历山大帝国在几个麻木不仁的马其顿将军手里被分割成几个地区管辖区:埃及的托勒密、马其顿的安提帕特(后来的卡桑德)、亚洲的帕迪卡斯(后来的博古)。然而,对于这个好奇的年轻人来说,世界正在向他敞开。索里的其他年轻人在希腊人的新世界里过着不可想象的生活:索里的斯塔萨诺是伊朗东部德兰加纳的统治者(总督),索里的希罗探索过远至霍尔木兹海峡的红海阿拉伯海岸。
就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前几年,索里人出发去了东方世界。从叙利亚到中亚的所有土地都由塞琉古一世统治,他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中最伟大的征服者。克莱尔库斯从叙利亚海岸向东骑到幼发拉底河;然后沿河到塞琉西亚,塞琉西亚的新首都,这是现代巴格达南部的一天行程。他穿过扎格罗斯山脉,沿着伊朗沙漠的北部边缘行走。这条尘土飞扬的长路到达了世界的尽头:阿依汗姆,一个位于现代阿富汗东北深处的阿姆河上的巨大堡垒。
克莱尔库斯在这里发现了一小群希腊人,他们在距离德尔菲5000英里的兴都库什雪山下建立了一座新城。这座城市里有一座希腊剧院和一座希腊体育馆;在阿依汗姆宫的宝库里,还保存着一些残存的纸莎草纸,上面有一些亚里士多德失传作品的片段。克莱尔库斯接下来去了哪里,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他越过山脉进入了印度,或者也许他长途跋涉回到了地中海世界。然而,他在阿依汗姆之石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城市的创建者塞萨利国王基尼阿斯的墓地建筑里,克莱尔库斯竖起了一根石灰石柱子,上面刻着古希腊七贤的格言警句,这是他三十年前在特尔斐勤奋抄写的:“作为一个孩子,举止优雅;作为青年,涵养;中年,公平正义;晚年,明智的顾问;我快死的时候,不会有悲伤。”他在柱子的基石上刻了以下警句:
这是那些著名的长者的智慧警句,
他们被供奉在圣坛(德尔斐)。
克莱尔库斯仔细复制了这些警句,并把它们
这里,镌刻在石柱上,闪耀在吉尼阿斯的领土上。
这块石碑保存至今,虽因游牧入侵而略有破损,但文字仍如书写时一样清晰细腻。自2006年以来,作为喀布尔博物馆全球宝藏之旅的一部分,这块石碑甚至比克莱尔库斯的游行走得更远:它已经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出,并于2017年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如果博物馆保安长时间不注意,你可以让指尖跳过“克莱尔库斯”这个名字,回忆一下不寻常的生活:它始于塞浦路斯海岸,(也许)止于巴克特里亚耀眼的阳光。这就是希腊化时代的生活,如果这样的生活确实存在的话。
“希腊化”时代?
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弗拉维奥罗马,都铎英格兰,《辉煌三十年》;古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历史的“分期”是一个钝器,但没有分期,根本谈不上过去。今天,人们通常将古希腊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代(约800年至500年前)、古典时代(500年至323年前)、希腊化时代(323年至30年前)和罗马帝国时代(30年前——粗略地说——至公元284年)。
和古代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青铜时代”、“公元前5世纪”、“古代晚期”)一样,“希腊化”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发明。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来源于《圣经·使徒行传》中的一段。耶稣的犹太信徒分为“说希腊语的”和“说希伯来语的”。这两个词大概只指他们选择说的语言(希腊语或希伯来语)。早期圣经学者认为犹太人的希腊语使用一种特殊的希腊方言,即“希腊化语言”,这种语言在《新约》和《七十圣经》中的希腊语中都有所体现。
德国学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1808-1884)首次使用“希腊化”一词,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希腊方言,而是一个完整的地中海文明时代,始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公元前334年至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洲。在亚历山大征服的时代,德罗伊森写道:
东西方的融合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然后双方很快就经历了发酵和转型。公共生活的新觉醒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无论是在国家一级,在知识领域,还是在商业、艺术、宗教和道德层面。让我们用“希腊化”这个词来描述这个新的世界历史概念。希腊文化不仅主宰了东方世界的生活,还丰富了东方世界,从而创造了希腊主义。在这种文化中,亚洲和希腊的异教——实际上是所有古代本身——注定会达到顶峰。
对于德罗森来说,这种东西方交叉的最终结果就是基督教本身。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在基督教信仰上达到顶峰,基督教信仰是典型的“希腊化”宗教,诞生于希腊精神与东方精神的融合。幸运的是,德罗伊森的作品并不充满这种模糊的神秘主义:他的庞大而未完成的希腊化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涵盖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222年的严肃政治史。
不管是好是坏,Droysen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了。如今,“希腊化”一词不仅用来指历史时期(希腊化时代),也用来指地理区域(希腊化世界)。此外,这一术语还用来指一切符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典型特征的文化现象,如希腊化的王朝、希腊化的诗歌、希腊化的雕塑、希腊化的宗教等。
总的来说,希腊化世界位于北纬25度至45度之间的欧亚大陆和非洲西部相对狭窄的温带地区,西起亚得里亚海和利比亚,东至喜马拉雅山脉——粗略地说,这些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去世时统治的地区。这一地区包括整个东地中海、黑海、埃及和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和靠近兴都库什南北的土地。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所有这些地区要么是说希腊语的地区,要么是说希腊语的王朝统治的地区。历史学家有时会提到希腊化的迦太基、希腊化的阿拉伯,甚至希腊化的印度,以突出这些偏远地区与“核心”希腊化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希腊化的爱尔兰或者希腊化的中国这个概念是违背常识的。
伴随亚历山大征服的希腊文化“全球化”
大多数关于现代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著作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止于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托勒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的那一年。出发点很明显。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3年间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的迅速、猛烈、戏剧性的征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确立了马其顿人对广袤西亚的统治。伴随亚历山大征服而来的希腊文化的“全球化”可能是希腊化时代不同于早期希腊历史各个时期的最好原因。
在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事情就不那么明朗了。位于欧、非、亚三大洲的马其顿主要继承者王国,面对着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的扩张,最后都崩溃了,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混乱。马其顿本身早在公元前146年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一些希腊化的小国(如东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在罗马帝国时期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坦白说,希腊化后期的当代史研究有点混乱。公元前146年以后的马其顿历史通常被视为罗马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在大多数方面,“早期罗马帝国的马其顿”与亚洲晚期希腊化王国的相似之处多于与罗马帝国西班牙的相似之处。
正如我们所料,“希腊文化”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整合”的概念在德罗伊森仍然有着幽灵般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希腊化时代是希腊人向埃及和亚洲大规模迁徙的时代,希腊语言、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城邦制度也广泛传播到亚历山大征服的非希腊地区。然而,我们应该将希腊化视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的文化融合,还是视为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我们能说一个“统一的”希腊化世界吗?与公元前5或4世纪的任何王国相比,塞琉古、安提阿、托勒密和阿塔里德的君主国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实际上与这里之前的希腊化王国不同,虽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同。从希腊到恒河流域,都有独特的新艺术风格(个性化的肖像、现实主义的主题、“希腊化时代的巴洛克风格”)的痕迹,新的“东方”崇拜(如对埃及神伊希斯和塞拉比斯的崇拜)在希腊语世界也非常流行。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希腊化”这个概念来限制我们。但很难有意义地概括这个概念,比如希腊化的家庭或者希腊化的经济,更不用说希腊化的美学或者鲜明的希腊化的“世界观”了。但是,把一个人造的共同体强加给希腊化的世界真的很容易,只要我们武断地把那些不符合我们先入为主的所谓希腊化世界“真实情况”的民族和文化排除在外。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历史中不被重视(太往西),帕提亚的国王也是如此(太伊朗),青铜时代的欧洲民族也是如此(太野蛮)。传道书,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不算希腊化时代的文献(太犹太化);恩尼乌斯编年史也是如此,用拉丁文模仿希腊史诗。作者使用的语言是意大利南部的奥斯坎方言(太罗马化了)。一般来说,希腊化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定义。
我们对古代世界希腊化王朝的叙事历史了解不多。
大多数关于希腊世界的书在开始时都抱怨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这是无病呻吟。按照几乎所有的标准,我们对希腊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古代或古典时期的希腊世界。
事实上,我们对古代希腊化王朝的叙事历史了解不多。西西里岛的迪奥多罗斯的《历史系列》第18-20卷描述了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2年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约45-120)的《希腊罗马名人录》中几个早期希腊化人物的传记进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45年,罗马崛起为世界霸主,这一点被洋洋洒洒的40卷本《玻利比乌斯的历史》(约公元前200-118年)所描述。
只有波利比乌斯的前五卷著作保存完整,但许多遗失的部分可以在李伟的《罗马史》第31-45卷中重建。李伟的作品大量运用了波利比乌斯的失传叙事。众所周知,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是丰富的,有与具体事件相关的细节:《马加比书》和《马加比书二》(圣经新约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当代叙事,讲述了公元前60年代犹太人反抗塞琉古统治的起义,约瑟夫的《古代犹太史》(1世纪)第11-12卷与之相关。
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是一部大知识空白,因为这方面可靠的、连续的叙述已经没有留存下来。公元前3世纪的“核心”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极其不清晰:公元前280/279年,安条克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之间是否发生过“叙利亚继承战争”;我们不知道科斯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2年还是公元前255年;塞卢古王朝失去了伊朗南部。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它一定发生在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世纪初。
然而,叙述历史并不是一切,希腊化的历史学家已经被各种令人震惊的档案证据充分补偿了。在托勒密埃及的沙漠中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官方和文学纸莎草纸,这些纸莎草纸揭示了托勒密国家的内部运作机制,其中的细节是任何更早的地中海社会都无法想象的。公元前3世纪中叶,一位托勒密的低级财政官员——科诺士的芝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2000多份的庞大商业档案,其中大部分都与法永绿洲的私人不动产管理有关。法国位于现代埃及的南部。纸莎草纸也为我们了解普通托勒密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我们可以阅读私人信件、离婚合同、学校练习,甚至可以看到希腊隐士古怪的梦境日记,以及孟菲斯塞拉比斯神庙的两个埃及双胞胎女孩的梦境日记:
这个月的第17天,双胞胎中的一个,苔丝,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好像在街上走,数着九栋房子。我想返回。我说:“这就是全部,最多九栋。”他们说:“哦,你现在可以走了。”我说:“对我来说有点晚了。”
在这个月的第25天,托勒密的月亮节的梦。我看见苔丝用甜美的声音快乐地高声歌唱;我还看到苔丝在笑。她的脚又大又干净。
除了少数情况,纸莎草纸一般只载有托勒密埃及的内部历史。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有大量石刻形式的希腊铭文。公私铭文所描述的希腊化城市,都是嘈杂的地方。许多铭文是数百行精彩的散文:国家之间的协议,献给伟大公民捐赠者的荣誉,希腊国王的来信;土地买卖,寺庙财产清单,有争议的遗嘱,神的外貌描述。
土耳其西北部帕加马的一个碑文,有237行,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城市管理官员的职责。这些官员负责道路、山脉、水库、厕所和其他公共建筑的维护。一份来自迈安德河畔小镇马格尼西亚的文件,包含了60多封来自希腊化国王和城市的书信和法令,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及其领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文件是相关城市仅存的公开文件。因此,对于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的希腊民事体系来说,马格尼西亚的档案成为了宝藏般的证据。
希腊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各种类型的实物证据。
碑文往往进一步揭示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普鲁塔克在《德米特里厄斯传》(写于公元1世纪晚期)中用了三个短句,向我们讲述了公元前287年雅典反抗被围困城市德米特里厄斯国王统治的一次成功起义。1971年,在挖掘雅典广场时,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份长长的圣旨,献给爱琴海托勒密雇佣军首领费斯图斯的某个卡里亚斯。这段铭文以丰富生动的细节描述了雅典革命的过程,开头如下:
当人们起来反抗占领城市的统治者时,他们把敌兵赶出了市中心;然而,摩塞恩脚下的要塞仍然被占领,农村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驻扎在比雷埃夫斯的军队控制着乡村,德米特里厄斯带着他的军队从伯罗奔尼撒出发去镇压城市。卡利亚斯一听说这座城市处于危险之中,就挑选了一千名雇佣兵和他一起驻扎在安德鲁斯,付给他们薪水,给他们提供口粮,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营救这座城市,帮助那里的人民,并按照托勒密国王对人民的仁慈行事;他带领军队进入农村,尽一切努力保护粮食丰收。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给城市带来食物…(等等。)
因为这份文件,我们知道雅典起义得到了“救世主”托勒密一世国王(他在305年至282年前统治)的支持,而托勒密一世是德米特里厄斯争夺爱琴海霸权的主要对手。现在,卡里亚斯的碑文是我们了解公元前80年代托勒密埃及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除了这些书面文件,希腊历史学家还可以利用各种优秀的实物证据。从希腊到阿富汗,大量的希腊化城市、神庙和堡垒被发掘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是普林尼。令人敬畏的Herakyana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Latmos山脚下,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希腊式的城墙、塔楼、人行道和警卫室。我们保存最完好的希腊式建筑的一些例子来自约旦:现代安曼附近的Il Abd城堡(由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描述)是一座小型的希腊式宫殿,而纳巴泰王国的首都佩特拉古城让我们充分了解了晚期希腊式首都的巴洛克式城市景观。
与古代其他任何时期相比,金银币和铜币的研究对希腊化历史更为重要。几个主要的希腊化国家——尤其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朝和旁遮普邦的印度-希腊王朝——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国家发行的钱币来有效地认识它们。铸币也生动地说明了在希腊化世界的遥远地区之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西北欧的凯尔特人第一次铸造了硬币;几乎所有这些硬币都模仿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公元前336)的金币,这也反映了凯尔特雇佣军在主要希腊化王国的广泛使用。
最后,虽然这一历史时期的当代叙事比较单薄,但希腊化国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和科学文本。在诗歌领域,罗达斯的抑扬格哑剧和泰特斯的田园诗生动地再现了希腊化世界的日常生活。作家以西结的《出埃及记》将圣经中关于摩西出埃及的叙述翻译成希腊文,并以希腊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也有大量希腊化时期的数学文献,包括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佩加的阿波罗尼奥斯的主要著作。“教学隐喻”的诗歌位于诗歌与科学的交汇点,如阿拉塔斯的《客体》(讨论星座),尼坎德的《迪纳加》、《解药》(讨论有毒动物和毒物)。新的发现不断丰富了我们对希腊化时代文学的理解:2001年出版的纸莎草纸包括公元前3世纪诗人波塞多斯的100多首新的警句。
从前面可以清楚地看出,研究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可以利用各种材料进行研究。一个附带的结果是,写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是有趣的,阅读它的历史也是如此。既然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直写”叙述历史,那就可以发挥想象力了。很少有古代史著作能超越阿诺德·莫米利亚诺的《外国智慧》(1975)、埃利亚斯·比克曼的《希腊时代的犹太人》(1988)或约翰·马的《安提阿三世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城市》(1999)。如今,威廉·塔恩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太墨守成规,太多道德说教,和错误的帝国主义思想——但他无与伦比的古董Gonnatas (1913)的开篇完全抓住了希腊化时代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对我们来说,没有比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更容易理解的希腊历史了。这是唯一至少可以和我们这个时代相提并论的时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是极其现代的。在那里,我们可以遇到很多自己做过的事情,也可以遇到很多自己知道的问题。萨拉米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时代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就像莎士比亚的时代或者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时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一样遥远。所有的范围都扩大了,开放了;随着文明新生命的悸动,有一种尝试一切的迫切愿望。几乎所有的障碍都被打破了…一切都在等着去做;就是在物质上,社会上,智力上彻底征服新世界。
作者/[英]彼得·索恩曼
摘录/何安安
编辑/宫古
校对/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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