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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描述】
作者:凸与凹
嗜酸是我与生俱来的口味。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很饿。山里的人为了满足我的饥饿,做了一口大锅,随着季节的变化,适时地把树叶、野菜、萝卜、胡萝卜等可以腌制的材料扔进锅里。每次做饭坏了,就从罐子里拿出一些,剁碎,拌上热辣椒油,就是口粮。我的酸菜瘾跟着我到了平原,然后追上了那栋楼——阳台上总有一个短瓮,这是疑似出生的征兆。
记得90年代初,和“大地之子”魏安聊天时,说起自己对酸菜的沉迷,觉得老气横秋,脸红心跳。魏安认真地说:“可惜你还是个作家。这么好的俗世圣物,让你看不起。这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简单人性和自适应生活的典型体现。”他的态度让我觉得亲切,于是我给他讲了各种山居生活。他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兴奋。他急切地说:“你很伟大,因为你有伟大的人生。大的人生一定包含着大的意义。你要对得起作家的身份,把他们挖掘出来,呈现出来。为此,我向你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另一本是利奥波德的《沙翔年鉴》。”
因为芦苇岸,当我再次腌制酸菜的时候,我不仅自信,还把它当成了一种庄严的人生仪式。
想到维安,他把自己的三本大日记搬了出来,放在书桌上。他的日记,由冯女士呕心沥血编纂而成,总题为“泥土在我身旁”。这个标题真的很好。不愧是思想家为思想家编撰的文集。明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第三次看卫安的日记,因为它揭示了人与文字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卫安的生活和他的作文是一致的。他极简的性格品质和写作风格取决于他极简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所以他的文学不是文人的著述,而是一个纯粹的孩子的著述,甚至是一个儿子的著述。所以,他的日记虽然不是形式结构,但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甚至超过了他的《原》(散文集《地上的事》),具有多元多义的内涵和价值。不仅仅是“互文性”的形成,更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宣言,应该长期阅读。
《维安日记》里有很多关于我的记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一位散文作家,凸凹,也参加了会议。他高度赞扬了我的散文。他说他会把我所有的作品找来看几遍。他说,别多写了。一年几篇就够了。我的散文适合在梅文发表。
这篇日记不仅确定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日期,也解释了我们最初的交往。可以证明是“新散文运动”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会议是一次散文创作研讨会,重点是“新散文”的写作现象。由中国文学基金会和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地点在蔡文馆。我入住的时候遇到了里德银行。他有一张长脸和一个长身体。我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里德银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走过来说:“我是里德银行。”我赶紧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凸凹。”魏安说:“我知道凸凹。从文笔来看,我以为是个老人,没想到是个壮汉,身材魁梧,肤色白皙,还有点女性的样子,堪比屠格涅夫。”我赶紧回答:“我知道芦苇银行。《地球上的事情》简洁、准确、简单,每一个字仿佛都是一个思想的头。”他立刻惊呆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说:“留下我们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在良乡和凸凹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我谈了我对他给我的散文《两个人的风景》的看法。细节优越,但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常见。对于故乡,不宜用一两篇散文来表达,而要写一部小说。
在蔡文馆的散文座谈会上,我把我的乡土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送给他,并向他要了一本书。他说他刚编了一本小册子,放在娄昭明先生的地方,算是一种“心灵流浪者的笔丛”,但还没有出版。因为书太薄,所以要写一组《作家生涯》,一出来就发给我。
看完我的礼物本,他打电话来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电话里,他低声细语说得很慢,似乎很在意对方的感受,所以很努力地选择合适的词语。他建议我写沈从文的《长河》小说。他的话催生了我的小说《慢慢呻吟》。
他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京文学的会议将在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散文研讨会的目的是征集稿件。中年作家有肖复兴、韩晓辉、高红石、刘晓村、方旭等。青年作家有冯、、、蒋丰、凸凹等。
这本日记虽然接近于一本“流水账”,但却相当重要,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关于“新散文”写作的里程碑事件。这次会议,准确地说,是一次“新散文”写作的推进会。那些中年作家的出现只是为了助阵,目的是“逼”在场的年轻作家,也就是当时“新散文”写作的中坚作家,去写新的作品,从而壮大自己的声音。会后,《北京文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不久就隆重推出了《新散文作品专辑》,强化了《新散文》的标志性地位和文学影响力。就是在这个会上,我得到了他在地球上的东西。
他的书的礼物使我能够系统地欣赏他的文学世界。他的书绝不是古希腊诗人卡莉·马科斯所说的那种带来“灾难”的书,而是能在物化的世界里喂养灵魂的书。无奈之下,我急切地给他打电话。于是,就有了魏安1995年9月11日日记中的记述:
凸凹打来电话,聊起“地球上的事”:“(这)是我给中秋最好的礼物。这两天什么都没做,就是在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放在书架上的书。这本书站起来,它让散文骄傲,散文家(因此)也能站起来。”
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阅读了“新散文”写作组大部分同行的作品,感受到“新散文”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具有“超越性”的品质,在开放、兼容、交流的过程中具有强大的表达功能。兴奋之余,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感受的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我给卫安打了电话,于是有了他的以下两本日记: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下午五点,凸凹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看今天的光明日报。我说我还没看过。他说,在读书出版版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叫《同龄读书》,里面涉及到我的《人间事》。在电话里,他读给我听。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学校,昨天在光明日报看到了颠簸的文章《同龄读书》。同时,本版刊头影印《地球上的东西》封面。本文对吴立阳、、、韩、、魏安的散文进行了论述。凸凹文章灵动,文字丰富。但带有个人色彩,语气武断,意思不清。
我记得15号晚上魏安给我打电话。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也指出,关于个人的论点是不准确的,应该以和平协商的语气进行论证。我说,我喜欢周两兄弟的话,但我更喜欢鲁迅的旗帜鲜明。至于唐智的平淡和放肆,我本能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在北京的西山,那里到处都是石头,石头只能发出直白的声音。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咕哝了一句:“那好吧。”
后来他极力推荐我读山药的作品。他说:“我读过很多遍《山药的祈祷》和《和驴子一起去天堂为别人祈祷》。它们散发出一种高于人性或展现人性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愉悦、清澈、宽广、慈爱、单纯的气息。他们有的是‘地’和‘粮’的意思。所以,山药之美是我们地球道德讲解员的写作原则。从此,山药成了我知识谱系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写作伦理,使我有可能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捧在阳光下,善良与爱、自律与节制、清洁与灵性,成了我文章的背景。”
后来我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坚持和升华,在卫安的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表述。可以说,维安日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仪式。他写的东西也包含了我们这个阶级的标志;他说的也是我们想的;他的精神是我们的信仰所需要的。在“地球道德”的精神建设上,我们齐头并进。一开始,我们都用散文。后来通过他的手指,我加了更多的小说。所以,如果他是一棵永恒的树,那么我们就是在他金色的树枝上歌唱的灵鸟。
《光明日报》(2022年8月19日第15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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