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讯享网,很高兴认识大家。
一个
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女人,穿着紧身白色短袖,左肩背着蛇皮袋,左手拖着一个24寸的行李箱,右手提着一个油漆桶,里面装着方便面和瓜子。
1月20日下午5点,海口火车站,没有人觉得她尴尬,也没有人给她让路。
——因为她是春运大潮中的一名火车乘客。
我跟着她进了硬座车厢,看着她飞快地把沉甸甸的包裹扔在行李架上,拨开被汗水粘在额头上的黄头发,拍拍被行李蹭破的白t恤上的黑印,从裤兜里拿出手机开始刷Tik Tok。
“趁还有信号。”她自豪地告诉我,她坐过好几次海口到哈尔滨的Z112次列车,过了海峡肯定没信号,准备吃瓜子缓解疲劳。
车厢里到处响起“让路”的声音,车上的人都在提着自己的行李,努力往座位上挤,但移动的很慢。
乍一看,它就像几十只背着壳的蜗牛。
二
上公交车的第一个晚上,车厢里还有座位空。我瞄准三个光着膀子喝酒的男人,坐在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开始准备面试。
一个先发制人,他问我“既然你是来采访的,就表达一下人家的感受吧……”话还没说完,另一个人马上打断,“你就当我没说”。
我刚想回答,过道对面一个大姐丢下一句“记者同志,你能帮我补一下卧铺票吗?”
四只眼睛盯着我,半认真半开玩笑。
还好这些人喝醉了,我没问问题就解释了几句,让我在那里提问。
“18年没有收成。”a说去年在外打工,家里人身体健康,钱只够温饱。除了没有收获,他还担心家里有人生病。“攒了十年的钱,还不够一年的病。”
打断我们的人剥着花生,看也不看我,嘟囔着:“我的愿望就是有花生有酒,干了。”第三个人盯着我看,我一看他,他就赶紧把目光移开,生怕我问。
两天后,我采访了很多人。那天晚上两个男的赤膊上阵,喝得醉醺醺的,这是我对农民工最深的印象——穿着不讲究。他们没有空做一个逻辑优雅的草稿,直接用很大的声音冲你吼,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尴尬的是真实的。”我无法忘记A这个词。
三
在超过48小时的火车上,时间的概念基本上是由卖盒饭的餐车、窗外的天空和鼾声建立起来的。
卧铺里的人很难一直待在床上,坐在他的床上和下铺的人聊天,或者在狭窄的过道里来回徘徊。硬座的人如坐针毡,努力磕磕绊绊,过道被站票的人堵住,只能作罢。有的人靠断断续续的信号和朋友聊天,有的人关掉手机,头靠着窗户打瞌睡。
仔细看,每个人都在座位上不时移动,调整姿势,让自己感觉更好。
“坐不如睡,站不如坐。”经历了前一晚的煎熬,1月21日上午,一位老人在接受我采访时感慨。我采访他邻居的时候,他站起来指着位置说:“坐,坐!”
当天上午,面试时居然有三位乘客给我让座。一天下来,收获了一个阿姨塞的三个小橘子,一个大学生递的两个小番茄,一个叔叔送的香蕉。
“没事的,没事的。我带了很多。你很努力。拿一个。”“喂”我的三个人,措辞几乎一样。
在漫长的回家路上,这些“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人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依然不忘对身边的人表示善意。
四
16岁的哈尔滨女孩李兴禹就读于广州的一所技校。她没有作为留守儿童留在家乡。她是这节车厢里为数不多的农民工子女之一。
她来年的愿望是带爷爷奶奶来广州,他们可以一起生活。未来一年,她爸爸希望在广州赚钱,中彩票,让一家人在异乡的生活更滋润。
当大人在异乡挣扎立足时,孩子却在为家乡那些无法割舍的人担忧。
“我在大兴安岭长大,那里的山不起眼,也不是很高,但是绵延在一起形成山,有气势。小人物也是如此。他们单独出现的时候,可能并不起眼,但是一群有个性的小人物站在一起,场面就不一样了。它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这也是人们喜欢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的作家迟子建曾这样说过。
在这个车厢里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朴素的收获和愿望,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迟子建所说的“小人物的崇高感”。
火车停在终点站哈尔滨西站。6号车厢的乘客慢慢移动。各种各样的行李中,有一位年轻农民工带回家的海南椰子,有一位父亲给女儿带的毛绒玩具,还有一对夫妇为家里购置的年货…
行李“拖累”了他们的归乡,却是与家乡温暖的羁绊。
本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51itzy.com/30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