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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淮河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船。
你要夜悲卑微,吹进仓颉才自由!
——宋:苏舜钦《河淮遇风》
“自由”一词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可以主宰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自由”一词在汉语言文化中被赋予了与西方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含义。
可以说,东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差异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自由”一词是由庄子《逍遥游》等名篇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在我们的认知中,自由就是脱离世俗世界的负面冗余和框架,就像道家所说的“逍遥”或者陶渊明先生的隐逸生活,都是自由在汉文化中的表现。这种自由不仅仅是个人自由,而是人类对命运的超然态度。也许在古人眼里,自由二字还不够,可能被陶渊明、庄周等人鄙视,他们更喜欢用轻松自由来形容自己的境界。
但是,如果用“自由”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有点缺乏笔力了。所谓的自由,更像是一种农民的享受。
“自由”这个词在西方有另一层含义。在西方人眼里,自由是一种摆脱束缚的状态。比如农奴翻身做主人,不再被奴役,而是为了自由。在早期的欧洲,他们用“解放”这个词来指代“自由”。与汉文化中的自由相比,西方自由的含义相对简单。是高低阶级有差距时奴隶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态度。
汉文化历史悠久。中国人民自开始统治以来,就过着农耕自给的文明生活,较早地走出了奴隶社会。西方人口中的自由,在我们眼里,更像是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渴望回归自然。换句话说,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和“奴役”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让脱离奴隶社会的中国人很难有代入感。中国人更喜欢“负担”的反义词“自由”,而不是奴役。
西部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古罗马灭亡之后,而是在林肯废除奴隶制之后。他们在奴隶制下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中国早就脱离了奴隶制。在此背景下,当西方自由理论传入中国时,严复将其翻译为“群体与自我的界限”。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这种界限分明的概念更像是原始人的认知。在汉文化的语境下,很难把这种思维和道家的超脱联系起来。
《论自由》的作者穆勒认为:“人类行为有两个特征,即‘公共性’和‘外部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要人类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世界里,就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受到约束。”比密尔更早的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说:“自由就是自我克制。”这个人甚至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尽管康德和密尔两位思想家对西方人类似原始人的思想和习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但他们对自由的阐释并不彻底。个人和社会的界限是什么?你对被奴役的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做出多少让步?而社会给了人类多少活着的空小时,才算拥有自由?
这个问题在国内讨论起来根本不是什么难题。
从汉民族的思想来看,从“个人”到“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中间没有断层。个人与社会之间有联系,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层向外扩展。中国不需要做出“自由人”还是“奴隶”的选择,而是从他自己的身体,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从他的个性到小范围的张扬,逐渐放大到世界的共性。
严复的“群-自边界”就像是画出了不同层次之间的边界。一步一步来,无论什么层次都要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能越界。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文明世界,没有被奴隶主奴役。所以,在西方自由传入之初,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会把个人和社会视为不可调和的两面?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可以作为无业游民四处流浪。
可以说,游民和奴隶完全不同,游民往往可以通过揭竿而起代替皇帝的位置。这种事情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西方很少有像密尔、康德这样思想先进的人,大部分人骨子里还抱着原始的观念。西方人更喜欢把个体行为的两个特征最小化,甚至通过排除“公共性”和“外部性”把个体放大到极限。他们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该称之为“恣意妄为”。所以原始人向往的所谓自由,根本不能和道家的“宁静自由”相提并论。
受西方原始主义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批无病呻吟的人,他们更愿意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这种把代入感强加给自己的跨文化、跨语境的行为,看起来就是在模仿别人。要知道,西方人有几千年的奴隶制历史,所以这种偏执的思维就产生了。
参考资料:
【东西方“自由”的概念,快乐旅行,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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