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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费多益
摘要:今天的分析哲学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哲学强调语言的可分析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保证分析工具在哲学思维中的良好运作,还在于明确语言在何种意义上是理解现实的方式。
在拒绝了分析/综合的预设之后,分析哲学不再将形而上学视为一个无意义的命题,而是重新引入了永恒的形而上学主题。如果把表述的清晰性、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对已有论据的不断审视、补充和修正看作是分析哲学的风格,那么“分析”与“哲学”的关系就不是限定或修饰或修饰,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同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哲学可以对所有哲学领域做出贡献。
关键词:分析哲学/语言/逻辑/形而上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个人同一性研究的当代发展”(编号18ZDA029)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的分析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分析哲学一词通常用来指20世纪初以来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开展的哲学研究。虽然名称不同,但都与语言分析有关。
然而,正如斯特罗所说,“分析哲学与其说是一项抽象的事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个性及其相互竞争的方法和论证的领域。”(漫步,第5-6页)可视为世界主要哲学流派之一或世界性哲学思潮,也常用作各种具有分析倾向的哲学流派的统称。
像许多分类名称一样,“分析哲学”这个词没有一个唯一的、普遍接受的和精确的定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分析哲学的构成和内容非常复杂。
从广义上讲,它包括这样的学校和哲学。虽然他们的倾向可能不同,但许多观点是相似的、一致的和相互关联的。从狭义上讲,“分析哲学”也可以更严格地用来指某些思想家和学派中的某些人或观点。
分析哲学反对传统哲学的抽象和思辨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某种“精确的分析”来澄清哲学争论中的混乱。
那么,到底什么是“分析性”呢?
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因等人都谈过,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也都谈过一部分,但并不直白清晰,在分析属于纯逻辑的概念或经验、语用学的概念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这也造成了后世对“分析”一词理解的分歧。而且,过去的定义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哲学,即使已经达成共识。
根据分析哲学的当代发展,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底线意义上理解“分析”的解释和论证,即通过对“分析”概念的刻画,一方面表现出充分的包容性,将大多数无可争议地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工作归入“分析哲学”领域;
另一方面,它具有有效的区分度,将大多数不能反映分析哲学的研究排除在“分析哲学”的领域之外。
其论证策略如下:
1.从内涵上,阐明分析方法在本质上的独特性;
2.从外延的角度,重新引入和审视被传统分析哲学所拒绝的主题。
从表面上看,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之间,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和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之间,以及维也纳集团的反形而上学的排他性判断和关于必然性/偶然性、可能世界和身心关系的争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尤其是对本体简单性的关注和对无所不包的本体探索的回归(例如对可能的不真实或虚构的探索)更像是不同的兴趣。
这些看似具有不同倾向和理论的研究,都被命名为分析哲学,这显示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哲学问题,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
借用达米特的话来说,哲学的目标是分析思想的结构,而分析思想唯一合适的方法就是分析语言…(参见达米特,第458页)以上两点是整个分析学派普遍接受的。
可以说,分析哲学比其他许多哲学分支更好地体现了哲学中最深层传统的延续。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就对智力挑战性的问题感兴趣:如果它真的是静止的,它怎么可能运动?宇宙中有第一因吗?空之间有界限吗?时间是真实的吗?语言是如何连接世界的?等一下。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要求人们澄清一些基本概念,甚至日常语言中的常用词,从而使之清晰。比如,当我们用“正义”、“真理”、“现实”等词语进行交流时,我们并不具体说明它们的含义,但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分析一些基本概念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分析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使其保持活力。
与以往的哲学分析方法不同,分析哲学强调语言的可分析性,它所关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对语言的分析。
语言分析方法的前提是承认语言的现实性,认为语言与世界上存在的事物或关系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他们则试图在语言、思维和存在之间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的联系。作为他努力的明显结果,语义分析已经建立起来——从弗雷格的晨星和晚星,罗素的法王到蒯因的飞马。这些分析范式已经成为分析哲学的显著标志。
同时,讨论可以理解而不神秘的、常识性的东西,已经成为分析哲学界的普遍共识。G.E.Moore等分析哲学家成功地开启了一条与新黑格尔主义完全不同的分析路径,这条路径很快被传播和认可。
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以显示分析哲学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就努力去把握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把哲学思考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意义的确定联系起来,甚至把整个哲学活动放在概念产生的过程中。
同样,语言哲学的主题和思想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不满足于日常语言功能,而诉诸一种理想的语言来表达和交流科学思想的思想,早在17世纪就由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提出来了。
19世纪,孔德和斯潘塞在其实证哲学中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原则,贝克勒的“存在即被感知”命题得到了重新肯定。
然后,马赫把世界归于感觉,感觉归于语言。而且他将数学描述方法引入哲学,将语言和思想符号化、公式化,实现了他以最小的消耗尽可能完美地陈述事实的“经济思维原则”。哲学转向语言研究的趋势更加明显。
可见,问题不仅在于保证分析工具在哲学思考过程中的良好运行,而且在于利用这一工具作为充分理解现实的手段。
然而,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语言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哲学语言分析本身不等于科学方法,即语言的哲学分析不同于符号学分析。
因此,有必要澄清分析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将语言视为理解现实的手段。
毕竟,“大部分分析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几乎没有联系。分析哲学很少借用语言学术语,没有给语言学带来任何东西。
事实上,仅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语言已经获得了优先权”。(罗西,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接受达米特对分析哲学的定义。达米特认为,分析哲学是后弗雷格哲学。这一定义既强调了弗雷格对分析哲学形成的历史性贡献,也指出了分析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弗雷格传下来的现代逻辑联系在一起。
(参见达米特,第666页)弗雷格的逻辑及其变化的形式是20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各种发展和变化的背景,也是现代分析运动的起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奎因都受到弗雷格的影响,许多分析哲学可以看作是基于弗雷格或试图纠正他的工作。
实际情况是:只有当逻辑的发展使各种不同的“逻辑”多样化并得到澄清时,我们才能通过逻辑来观察语言的各个方面——句法、语义和语用。
严格演绎推理的符号系统不仅提供了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提供了一种可以表达思想的语言。
弗雷格引发的革命导致了逻辑学的迅速发展。逻辑学家讨论了各种形式化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的方法。
他们把一些代数描述转换成语义理论,目的是陈述逻辑常数的意义,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判断某个形式化是否可靠的标准,即它允许的所有推论是否真的有效,或者它是否完全,即它是否允许所有真的有效的推论。(见达米特,第16-17页)
此外,在弗雷格那里,人们在进行逻辑分析时会给整个句子赋予一定的真值,所以真值函数语义学只是从外部理解句子各部分含义的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手段。
这意味着,如果确定“意义”从外部开始,而不是从内省经验中抽象出来,人们仍然需要确定或定义包含所考虑的词的句子的真值条件,尽管他们可以表达说一个词有指称或给一个词分配指称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人们可能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但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人们还需要找到连贯的机制,它依赖于语境,通过判断来分配真值。历代哲学家不断阐述和发展语境原则,他们的愿望是聚焦弗雷格的反心理学立场,提供非内省哲学的可能性。(参见科斯特赖伊,第287-301页)
随着经典逻辑对可能的可靠推理形式的扩展和对有效推理思想的重新认识,论证的内部结构成为现代逻辑关注的焦点。这种结构现在有两个层次:微观和宏观。
微观结构是指演绎论证或归纳论证等逻辑形式,讨论构成论证的各种语句的内部结构。例如,演绎逻辑揭示了组成论点的陈述是如何在简单命题或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真值函数连接词、量词、运算符和模态或命题态度连接词逐步建立起来的。
相比之下,宏观结构讨论的是组成论点的语句是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它们形成什么样的结构模式?封闭结构、收敛结构、组合结构还是序列结构?如何限制声明或支持的声明?(参见弗里曼,第505-527页)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图尔敏、托马斯和弗里曼的核心工作和重要贡献。
自蒯因以来,当代分析哲学中没有像罗素、卡尔纳普或奥斯丁这样的领军人物。
在谈到20世纪后期哲学的多样性时,雷谢尔这样总结这种情况:过去,哲学舞台由少数大师把持,当时的哲学就是他们所创造的。然而,这个哲学的“英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时期。这个时候,不仅有占主导地位的优秀人物,还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再有显赫的哲学帝国,哲学版图更像中世纪的欧洲——由享有王权的贵族和兼任主教的君主管辖的众多小领地集合而成;零星的著名哲学骑士只能赢得当地忠实朋友的追随或在分散的诸城要塞中遇到他们的对手。(参见Rescher,第109-113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分析哲学的“分析”具有特殊的含义,其发展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代逻辑学家哲学家的专长是语言的逻辑分析,其目的是用形式语言对待和重新表述日常语言语句;
第二代分析哲学家是在逻辑主义衰落时形成的,致力于描述语言使用时的环境、背景和场合;
第三代分析哲学家试图用已经超越标准逻辑框架的逻辑架构来形式化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的逻辑。
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论,原则上我们都坚持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即错误使用语言,混淆了语义界限,破坏了语言使用规则;
因此,要解决哲学问题,就必须清楚地解释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犯了哪些错误,刻画语言使用的规律,明确语义的范围。(参见Mahdawinejad,第15-236页)而早期的分析哲学可能只关注哲学的一两个领域,比如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
然而,在当代,分析哲学已经非常广泛和多样。
它不仅是英语国家的主要哲学传统,而且也在非英语国家稳步发展。它的触角几乎延伸到哲学的所有领域,其思想、立场和方法论已经多样化。(参见Beaney,第20-42页)“分析哲学”这个词通常只是用来与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相比较,或者用来与“哲学史”的研究相区别。
“分析”成了“澄清”的代名词,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逐渐渗透到一切哲学活动中——各个学派都有回答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回答“分析”这个相同的主题。
因此,分析哲学现在盛行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把整个分析哲学统一起来的是,它全神贯注于理性的理性讨论。后者是任何对当代文化问题认真感兴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话题。它们在科学研究、日常行动决策、语言使用、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思等各个领域都是合理的。
与此相关,不得不提的是,人们常常把分析哲学称为“英美”哲学,这种理解产生了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把一个家族的探究方法(即“分析的”)和另一个由地理位置分隔的传统(即“欧洲的”)对比,是宽泛而模糊的。
在20世纪,不止一种趋势促成了分析哲学的形成。“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与其把分析哲学看作是英国现象,不如把它看作是中欧现象”(达米特,第2页),因为分析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主要是一个政治事件,即纳粹政权的长期影响。
这并不是说两者可以割裂开来或者互不相干,而是说只有在看到两者差异的基础上,才能看清两者的联系。
那么,如何认定“分析”是一种哲学的分析方法呢?
今天,当人们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分析哲学时,有一个底线标准,即注重语言、分析和论证的清晰性。这个界限是为了区别于不追求概念清晰,不重视论证分析,用一种模糊晦涩的语言或文学语言代替哲学论证的哲学。
例如,G .肯普认为,分析哲学要求其论证:
1)使用有效的推理形式;
2)用清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尽可能的清晰直白。(参见Kemp,第699-700页)那么,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在A.P.Martinich中,我们试图避免歧义、模糊和不确定性。(参阅Martinich,第195-196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哲学以逻辑等形式方法为工具。
在对话和讨论中,谈话双方必须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步一步地纠正对方不完整或不准确的陈述,最终得到一个意义明确的论点;你也可以试着自问自答,从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开始,然后找出反例,一步步逼近你对问题的认知:
1.澄清问题。比如:“什么让某物变成X?””确定某物为X的依据是什么?”“逻辑上怎么可能让某物X?”” X和Y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2.提出一个假设。详细解释问题概念应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确定所用事物的全部特征当且仅当且仅由这个概念。
3.推导出待检验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如下形式:如果假设H为真,那么概念X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况。比如:“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结果会是什么?”“它包含什么?”“它让我们不得不接受什么?”
4.检验假设,即判断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假设的情况。
5.接受或拒绝假设。如果概念适用于你想象的情境,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是真的,否则就有理由认为它是假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你要么放弃这个假设,要么回到第2步纠正它。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分析哲学的风格应该符合:
1)文字清晰不含糊,不尴尬;
2)论据站得住脚,站得住脚,易于识别,条理清晰,使大多数哲学家感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3)逻辑分析手段。当然,对于如何理解分析哲学中语言和逻辑的偏好,当代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T .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和“概念转向”的论述,R.Stalnaker关于模态逻辑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论述等等。
而分析哲学注重对人类知识和信念体系中各种命题和概念的准确分析和运用,强调论证的严谨性。虽然语言的清晰不能被视为分析哲学的独有特征,但分析哲学试图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哲学文本,第一次提出哲学应该像科学一样精确,像科学一样可以形成一个不断进步的共同体。
“分析”的分析不能回避形而上问题的讨论。分析哲学成为整个20世纪的主导哲学思潮。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受到了科学飞速发展的影响,冲击了哲学原有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于科学的巨大进步,哲学家们发现自己在“什么是真”的问题上非常软弱。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关于世界和人的本性的知识——发现事实是科学家的任务。
哲学家的职责不是提出一个像黑格尔那样庞大的理论体系,也不是提出一个关于“是什么”的命题。关于“现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世界的起源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传统的研究领域。
在早期分析哲学中,有两种明显的反形而上学思想:
第一波是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对唯心主义的反叛;
第二波是1930年代以后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排斥,特别是指责传统哲学家(形而上学学者)晦涩难懂的文本和生僻的词语。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经验主义对先验事物的排斥。
更引人注目的是卡尔纳普和奎因之间的一个著名的争论: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形而上学问题。对此,卡尔纳普的回答是:没有;奎因的回答是:是的。
卡尔纳普驳斥形而上学的理由是有两种问题。一种是internalquestion是在一定的语言框架内提出的问题,所以可以在语言框架内回答。另一个是externalquestion,即关于语言框架本身的问题,在语言框架内无法回答。
任何形而上的问题都是外在的问题,是关于语言用法的实际问题,无法在语言的框架内回答。没有明确的是或否的答案。不能在语言框架内回答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形而上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合理的形而上领域。
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提出问题就是给出一个命题,提出判断这个命题(或其否定形式)为真的任务。“只有一个命题的符号,即由词或其他符号组成的陈述,才能赋予这个命题”,而形而上学命题“只有陈述的外在结构”,虽然被认为是陈述,但实际上不属于陈述。
只有对象的构造——把这个对象的命题翻译成基本对象的命题的规则,即最初的经验关系——才赋予这些命题可证实的意义。但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命题是超越经验的,不能在基于直接经验的建构体系中建构,也不能转化为原初经验关系的命题。(见卡尔纳普,第323—322页)因此,它们是似是而非和毫无意义的陈述。
奎恩反驳道。他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被视为一个无意义的命题,预设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即“分析的或独立于事实的有意义的真理与综合的或基于事实的真理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裂。”然而,任何科学家的理论都包含一些本体论前提,这些前提与事实无关,而是与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种方便科学的概念体系或结构有关。
(参见奎因,第20-43页)经过这场争论,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奎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是有效的。(参见普莱斯,第320-346页)形而上学不能提供任何关于现实本身的知识,但它是一种认识现实的知识,不同于那种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中的科学经验的方法。
奎因和斯特劳森分别从逻辑经验主义和普通语言哲学中拯救了形而上学。
斯特劳森对后来形而上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他者和相关同一性方面,这一点威金斯论述得更为充分,奎因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形而上学观点,如唯名论、时间空四维主义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本体论承诺开启分析哲学中的各种形而上学,尽管其中有些是臭名昭著的。
关于形而上学的发展,摩尔甚至认为卡尔纳普、奎因和路易斯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现代哲学中休谟、康德和费希特或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参见摩尔,第331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某些流派并不等于分析哲学的广泛多样运动,其反形而上学的处境也因流派、阶段、范畴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分析哲学某些流派的反形而上学不等于分析哲学的反形而上学,而是需要明确反对谁,怎样反对,反对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一些反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非形而上学的方式触及或接近形而上学的问题。
此外,形而上学在内容上区别于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哲学分支;分析哲学是一门在研究方法(或风格)上不同于现象学和实验哲学的哲学分支。
也就是说,内容上重视形而上的问题,方法上严谨的分析,构成了二者的特点。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或方面,当然,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排他的关系。
分析形而上学抛弃了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但把形而上学的主题重新引入了分析哲学的领域。
根据D.W .齐默曼的归纳,至少有三种方法:
1)以R.M.Chisholm、Kripke、Lewis为代表;
2)新波玄学家,以普特南、麦克道尔为代表;
3)回到德国古典哲学文本,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
(参见齐默曼,第九至二十二页),而达米特则构建了探索形而上学论证的逻辑基础。他认为,在建立这样一个基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下面挖掘,这些东西是在不知道我们对词的意义的假设的情况下被接受的,尤其是关于逻辑常数的意义。(见达米特,第7-13页)在他看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之争的实质在于语义学、意义论和真概念之争。
20世纪末,在物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的帮助下,各种“自然主义”应运而生并相当流行。
在今天的跨学科运动中,分析哲学的分析性体现在哪里?哲学与经验问题或哲学与经验方法的范畴差异会消失吗?分析哲学和科学没有明显的区别吗?大数据时代,对本质的追求能否被事实的收集所取代?
这些问题的答案和问题本身一样公开。分析哲学确实与现代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典型地保持着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然而,尽管分析哲学经常被宣称是“科学的”,但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事业。正因如此,在与过去的紧密联系上,它与科学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哲学今天所处理的许多问题自古就有,如存在是属性吗?你如何有意义或真实地谈论不存在?两个真的一样的句子怎么区分意思?
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各个科学分支的进步,但为什么不同的分支有时会宣称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分支能够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形而上学的作用不是进行具体的科学探究,而是提供一个事物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一般概念。包括试图将科学与日常经验结合起来。每一门科学都是利用日常经验,他们通过观察做出判断,但是观察本身的内在特性并没有被科学触及。
然而,一个健全的世界图景不仅应该包括被观察和被描述的世界,还应该包括观察本身和观察者之间的内在性质和关系,对后者的探索属于形而上学的分析领域。
所以,不能仅凭科学知识就结束哲学讨论。我们可以把“存在什么自然规律”的问题留给科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借助科学才知道“自然规律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基于经验的,但它的一些答案总是以后一个问题的一些答案为前提。(参见Lowe,第99-109页)除非我们头脑中已经对“自然法则”这个概念有了某种理解,否则我们无法知道哪些自然法则存在。
每个人脑子里都把自然规律看成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出一套清晰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推理。哲学家从哲学的角度处理一般的实在论问题。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说是工具主义者,那么无论多么成熟的科学理论,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些理论是否反映了世界的真相,或者这些理论所假设的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实体是否真实。
人们经常抱怨哲学没有像科学一样取得明显的进步。柏拉图提出的主要问题今天仍在讨论,但没有找到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后者只有在一个共同前提或推理原则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这样的框架尚不存在。
哲学的进步在于容纳新问题;是解释和检查现有的论点;是更仔细地探索各种可能性;就是不经过深思熟虑就否定前提,等等。相反,哲学衰落的标志是:缺乏对被广泛接受的理论的质疑,讨论的多样性减弱,重要边界的混乱或模糊,放弃探索有争议的原则和延续沉闷的沉默。
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指出分析哲学“过于琐碎,争论多于沉思”,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随着学术的发展,哲学问题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共同体规范,也设置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知识门槛。但是,哲学探究的思想内核是对每个人开放和平等的。学术工作的精细化、技术化无疑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壁垒。
哲学的尖锐性和尖锐性应该体现沉思的洞察力,而不仅仅是“为了论证而论证”,它所涉及的话题应该能够联系到哲学中的重大结论。
事实上,人们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克服对问题的模糊认识,实现清晰准确的理解。如果把这种外显的思想活动叫做“分析”,那么这种分析也会出现在其他科学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分析是科学所必需的,但分析本身只是科学中的一种手段,科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建构理论;就哲学而言,分析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哲学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可以成为哲学领域的一种普遍方法。
哲学作为一门理性知识,其教学不是简单地宣布理论观点,而是引领思维品质锻炼的方式,唤醒人们对自身生命和人生的自觉反思,最大限度地探索和提升生命的意义。哲学研究的一大弊端是只注重对已有观点或结论的解释和说明,而缺乏推理和论证的训练,特别是对已有论证的检查、补充和修正。
分析方法提供了最强大的工具来测试我们的直觉真理和精神结构。
分析风格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代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许多哲学领域贡献思维的利器。,让人们注意如何讲清楚,如何把道理讲清楚。
原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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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斯特罗,a .,2000年,《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排版:墨夷
审计:永芳
艺术家/VI: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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