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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把智伯描述的那么不智，不明，狂妄自大。但是如果他真的那么愚蠢，他怎么做大的？是否历史评价不平客观，因为历史是赢家书写的。但是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历史，智伯是否因为做大而变化？

《晋国600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节选：

公元前490年，伴随着士吉射和荀寅的出奔，持续了整整六十年的六卿专政局面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由智、赵、韩、魏四卿共存的新格局。在此后将近四十年的光辉岁月中，四卿有对抗也有合作，有对话也有摩擦，但总归是保持了一个大致和平相处的局面。

但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四卿结构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治模式，伴随着权势和财富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强弱形势的不断转化，这种结构迟早会走向崩塌的那一天。作为晋国数百年来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四卿都有着足够的警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同时也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随时可能会掀起的腥风血雨。

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

谁能够在这场巅峰对决中赢得最后的胜利，谁就能拥有辉煌的未来，而失败者便只能在众人的嘲笑中黯然离场。为了避免在末日决战中遭遇淘汰的命运，四卿都卯足了劲储备着力量。在这其中表现最为显眼的，还是智氏和赵氏之间的竞争。

追溯这两家人之间的恩怨，实际上早在东阳内乱（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之初就已经显露了出来。当时在韩不信和魏曼多的斡旋下，被放逐达半年之久赵鞅重新返回了新田，并恢复了中军佐的职务。然而，正当他意气风发地准备向范氏、中行氏宣战的时候，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即时任中军将荀跞却派人前来问罪，要求赵氏将“始祸者”董安于处死。

对于这样一个无理要求，赵鞅自然是不同意的。然而一心为赵氏服务的董安于却看破了荀跞的心思，为了给赵氏赢得生机，他选择了慨然赴死，这也就成了赵氏和智氏关系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几年后，当赵鞅在铁之战中击败了为邯郸提供援助的郑国运粮部队，彻底扭转了战局的时候，家臣傅傁就不失时机地提醒他切勿掉以轻心：“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当范氏、中行氏之乱落下了帷幕，智氏和赵氏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这场战争起初是以一种静默的形式展开的。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智、赵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军事竞赛：赵无恤灭掉了代国，智瑶便设计将仇由划为自己的领地；智瑶攻取穷鱼之丘（河北易县），赵无恤便攻取左人、中人展示肌肉；赵氏以卫国为主攻方向，智氏便将郑国作为他们攻城略地的首选。这些针锋相对的动作，构成了四卿时代晋国政治的奇特图景，也预示着这两个中原大地上最强的家族必将会走向战争的泥潭。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晋国政治舞台上两个超级强权，智氏和赵氏之间迟早会有一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仅智氏有消灭赵氏的冲动，赵氏也同样有清除智氏的强烈意愿，这种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让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但问题是，既然智氏和赵氏都有打破僵局的冲动，可为什么最后却是智氏最先挑起了战争？难道真的是因为智瑶的强横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纵观晋国两百多年来的斗争史，历数包括赵盾驱逐狐射姑，荀林父除灭先縠，赵氏的下宫之役，三郤的车辕之役，栾氏的固宫之役在内的历次冲突，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两个规律：其一，依靠国君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其二，冲突双方地位较高者会有更高的胜算。

这样两条结论在范、中行氏的东阳内乱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晋定公的国君权威荡然无存，六卿排位也早已形同虚设，但当范氏、中行氏与赵氏爆发冲突的时候，有名无实的晋定公以及居于上位的荀跞却依然能够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

一切的过往都历历在目。这样的规律对于智瑶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像是一个无声的诅咒，让他时刻都无法安眠。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晋国的选卿规则是一个自主运行的分权机制，列卿地位的高低并不以家族的强盛与否作为标准，而是由在任时间长短、资历高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智瑶之所以能够坐上执政的宝座，并通过执政的地位取得巨大优势，是因为在赵鞅去世的时候，他在四卿中的位置恰好居于首位。

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一时的权倾朝野并不必然带来世代的安枕无忧，一旦如今顺畅的局面一去不返，他所掌握的有利地位也会随风而逝。智瑶无法预测自己去世之后，儿子智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顺利爬到执政的位置上。而在此期间，假如晋国再次陷入内乱，假如赵无恤以执政地位挟制国君来谋取智氏，智颜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从容应对这被动的局面呢？

或许在智瑶看来，与其在无限的恐惧中为儿孙的前程担忧，倒不如趁自己大权在握、优势在手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将最大的对手消灭掉，从而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恐怕才是他急于发动战争的心理动机所在。

在这种强烈焦虑情绪的驱使下，已经英雄暮年的智瑶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选择在自己权势最为强盛的时候，集合一切有利条件发动对赵氏的战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当时担任执政的不是智瑶而是赵无恤，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也未必就能够放弃当前的优势地位，任由这种足以颠覆宗族的威胁持续下去。

因此，只要你处在了智瑶的位置上，只要你有着和他一样的焦虑，发动战争解除赵氏的威胁就是必然选项。那么，智瑶又是如何挑起这场冲突的呢？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智瑶在向韩康子和魏桓子索地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其索取的是哪座城邑，更没有言之凿凿地说我就是要一个“万家之邑”。所谓“万家之邑”的提法，大概是韩、魏两家看齐意识比较强，在献邑的时候共同商定的数字，但却被人们有意地栽到了智瑶的头上。而在向赵氏索地时，智瑶则一反常态，明确地提出要“求蔡、皋狼之地”，结果就引发了赵无恤的强烈不满。

问题来了，智瑶为什么非要索取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赵无恤为什么一听到这个就会出火？这两个地方究竟有何特异之处呢？

在有关赵氏族源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赵氏家族的先祖蜚廉、恶来父子曾长期为商纣王服务，在周朝建立之初也曾有过反叛之举，因此赢姓家族在周朝初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受重用。一直到成王后期，因孟增有宠于王室，他们才又受封于皋狼，从而获得了立足之地。

皋狼之邑的获得，代表着嬴姓氏族终于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拥有了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封地，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自此以后，嬴姓氏族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到孟增的孙子造父时，又因辅佐周穆王平定徐偃王有功获封赵城，是为赵人得氏的最初起源。

但好景不长，或许是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嬴姓族人不久后便离开皋狼、赵城这些为他们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土地。尽管后来有奄父之子赵叔带在晋国落脚，并借由晋国的政策红利发展壮大，可过去的光荣与梦想终究成了他们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鉴于此，皋狼对于赵氏的意义，就好比是以色列对于犹太人的意义，是赵氏家族几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如今智瑶二话不说，上来就要索要皋狼之地，显然不是贪图那区区两个县邑，而是在以一种极端羞辱的方式挑起赵人的仇恨。赵无恤哪怕再能隐忍，恐怕也无法接受如此明目张胆的羞辱。

从这些细节可见，智瑶的目标从始至终都锁定在赵无恤的身上。与此同时，智瑶也并不是一个莽夫，为了筹划这场战争，他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充分吸取了过去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在挑起战端时，他以充实公室为由向三卿索取土地，这就为自己取得了尊奉公室的道德优势，从而避免犯下过去范氏、中行氏因失去道义而招致失败的错误。倘若三卿都奉献了土地，公室生活更为优渥，只有对智氏感激涕零的份儿；可只要有人不肯贡献，那么他就可以打着“奉公室以讨不臣”名正言顺地征讨叛逆，从而为智氏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当赵无恤公然拒绝献出土地时，智瑶也并没有急于用兵，反而是多次派韩、魏主君前去说和，得到的结果是“三使韩魏”而赵无恤“弗与”。这个做法无形中在赵氏和韩、魏之间制造了一道隔阂，使得两家不得不站到赵氏的对立面——这一招又恰好是借用了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离间楚国与齐、秦关系的计谋。

从这些动作来看，智瑶的确是一个有着强烈战略意识的统帅。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他充分吸取了过去历次内外冲突的经验教训，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紧紧地抓住了能够为自己赢得胜利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也将竞争对手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胜利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智瑶或许至死都无法理解：有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占据了如此有利的战略地位，同时又采用了几乎无可挑剔的战术，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古人在叙述晋阳之战的故事时，大都将叙述重点倾注到了战争的两个主角身上，对韩、魏两个家族却着墨不多。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足轻重的花絮和陪衬，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持有的态度自然也鲜有人关心了。甚至有的时候，与智瑶前后矛盾的人设一样，史料对于他们的描写还充满了让人费解的矛盾。

比如在智瑶前去索邑时，韩、魏两家的智囊段规、任章早就提出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释以天下图知氏”的既定方略，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智瑶视为敌人。

可当晋阳之战真的爆发以后，他们的做法便和智瑶一样，突然间智商全部掉线。眼看着晋阳城已经无力支撑，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非要等到智瑶说出不靠谱的话，等张孟谈上门来言说利害，才下定决心转投赵氏。这诸多的反常举动，如果不是著史之人有意为之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说他们是真的蠢了。

与风头正劲的老牌世家比起来，韩、魏两个家族虽出道晚、资历浅、资本积累也不够丰厚，但作为经历了上百年****存活下来的强卿家族，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方势力，他们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所持有的态度也显然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

而以当代的公司治理理论来解释，当两个大股东的权益都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的时候，往往小股东才是制胜的关键。晋国政治从来都是分权制衡的体制，这就使得晋国内部很难出现齐国田氏一家独大的局面。故而当智氏和赵氏这两个“大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而酿成冲突时，韩、魏这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角色反而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因此，要想搞清楚晋阳之战智瑶先胜后败的内在逻辑，就必须要明白一个问题：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世纪大战中，韩、魏两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背叛智瑶？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晋国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然而，正如身处当今世界的我们总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一样，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也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脉络。而当历史的脚步跨入春秋与战国交替的时代，最让晋人乃至于国际观察家感到困惑的，莫过于是谁都看不清晋国政局的最终走向。

史料中有关晋国历史发展最早的预测，出现在晋阳之战爆发的90年前，也即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彼时正是第二次弭兵会盟的两年后，有吴国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周游上国，分别到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在晋国时，他对诸卿家族进行了一轮友好访谈，其间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谈甚欢，还留下谶语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对于季札的预言，当代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根据战国时的现实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对来说，银雀山竹简《吴问》中孙武所做出的预言，似乎更能反映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在这场发生于召陵之会前后的对话中，孙武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所谓“萃于三族”的概念，反而是认为“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也就是说，只要赵氏能够坚持让利于民的政策，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成为晋国的主人。

同样的判断在晋国诸卿的对话中也能找到踪迹。比如东阳内战爆发时，梁婴父在劝谏荀跞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

又如晋阳之战中，张孟谈密见韩、魏主君时也说：“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智氏的谋臣郗疵也同样认为：“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也就是说，即便是到了晋阳之战进展到末期的时候，身处棋局中的人们依旧是将“晋国归一”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唯一选项。

在这诸多的论述之中，无论是身处局中的晋国卿士，还是隔岸观火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几乎所有人都在以齐国田氏独大为样板预测晋国政局的演变逻辑，笃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样的预见，不仅会让智、赵两家感到惶惑，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韩、魏两家来说，更无异于是一个冗长而残酷的噩梦。

在当时四卿共存、两强相争的格局下，无论以何种口径来判断，这个最后的胜利者都只能在智氏和赵氏之中二选一，以韩、魏两家微薄的实力，想要成为最后赢家的几率实在太过于渺茫。这就意味着，晋阳之战一旦结束，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韩、魏两家都难逃“二君为之次”的命运，这种前景实在是太令人悲观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韩、魏的主君，而你也对这种判断深信不疑，你会怎么做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鸵鸟战术”，也即尽可能地让两个强家保持均势，维持割据共存的总体态势。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赵两家内心恐怕比他们还要焦虑，从而使得战争的爆发终究无法避免。

在已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韩、魏两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隔岸观火谋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瑶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因为智瑶深知，韩、魏两家尽管弱小，可智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忽略他们的地步。尤其是回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乱，赵氏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围困下迅速翻盘，靠的就是局外势力的干预。要想避免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就必须要在开战之前将韩、魏这两股势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这场复杂的博弈当中，韩、魏两家原本就对智氏心存顾虑，智氏对韩、魏也并非全然放心，这就使得三家的联盟从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础。在众人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当智瑶提出让韩虎、魏驹带兵讨伐赵氏时，双方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韩、魏来讲，家族主君亲身犯险，就必然要对战场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后果有充分的预估。他们不仅要保障主君在战场上的人身安全，更要为整个家族的长续发展准备好应急的预案。因此，在跟随智瑶前往讨伐赵氏的时候，韩、魏两家都不会倾尽全力，相反还要“设守而后行”，也就是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留在都城。只要他们在外围保持了足够的军事存在，就会使智瑶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的主君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将最坏的情形纳入考虑范围。也即万一主君在战场上遭遇不测，太子也要在家臣的拥护下尽快即位，并迅速动员所有力量展开反击，以确保其家族基业不会因战场上的异动而出现致命危机。

对于智瑶来说也是一样，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韩、魏主君的忠诚感到怀疑。只要两家存在被赵氏策反的可能，那么他们带来的人员在联军中占比越大，将来可能诱发的风险便越不可控。因此站在智瑶的立场上，他也并不希望对方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让韩虎、魏驹孤身前来，像人质一样留在军中，保证他们不会在后方搞破坏就足够了，这恐怕才是他强拉韩、魏两家参与围城的真实目的。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总觉得人可以选择战略。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往往是反过来的，是战略在选择合适的执行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面前，个人的智谋通常显得无足轻重，这大概也是古人崇信天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晋阳围城战中，智瑶的诸多布局已经极尽当时人力之所能，即便是换作旁人也很难做得更加周全。然而即便如此，他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其最底层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战略决策在根本上就是与韩、魏两家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正如前文所述，在人们过去的认知当中，晋国的政治似乎只有沿着四进三、三进二、二进一的路径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并最终走向“田氏代齐”的结局。在这样一个预期之下，无论是谁最先挑起战争，都会触发韩、魏两家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促使他们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型，以使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不得不接受“三家分晋”的新选项。

这个时候，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的智谋更加高明，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谁给出的条件最为丰厚，这些都已经无足轻重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战争的胜利者放低身段，接受一个他们起初没有想过的方案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对于韩、魏两家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一败一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这场博弈游戏的参与者，先帮助智瑶围困晋阳，随后再等待时机渔翁得利，是韩、魏两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当赵无恤看到“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正是韩、魏两家实施计划的**时机。这与智瑶是不是贪婪不仁、骄横跋扈，张孟谈有没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智瑶那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尤其是他对待韩、魏主君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在智囊一再提醒下，为什么智瑶还是对韩虎、魏驹深信不疑，甚至还要将谋臣的建议和盘托出呢？

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很明确：智瑶对两家主君可能存在的反叛情绪心知肚明，这些并不需要智果、郗疵的提醒。但问题是，倘若自己果真一时冲动杀掉了两家主君，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摩拳擦掌备战三年的韩、魏大军，定然会在新主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智瑶哪怕再张狂，也不敢说自己以一敌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也就意味着，在韩、魏两家的积极谋划下，原本作为优势的人质策略，此时反而成为掣肘智瑶的力量，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对两家主君大开杀戒。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死心塌地跟随自己围困晋阳，他还必须要向韩、魏两家开出足够丰厚的条件，并一再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这也是他故意将智果、郗疵的话透露出来的原因所在。

如果单纯地站在战争的角度，智瑶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在向赵氏宣战之前，他率先发动了舆论战，以不尊奉公室、不礼让同僚的罪证，将赵氏彻底孤立起来。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又放弃了围城作战，选择水灌晋阳的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一名家族亦或是国家的治理者，尽可能减少己方在战争中的损耗，减少战争对百姓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明智的选择，并无可指摘之处。

但是，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就会大相径庭。政治博弈显然要比单纯的军事、经济问题更为复杂，也最让人感到难以捉摸。那些让智瑶引以为傲的战术布局，在韩、魏两家看来恰恰是危险的信号。

当智瑶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并为将来的美好图景展开想象的时候，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势的重要标志。智瑶在战场上取得的一时优势，反而将自己锁死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如此作茧自缚，恐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

因此，晋阳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强者之间的战争，然而细察其根本，整场战争的进度和节奏却是掌握在两个弱者的手中。这场战争与其说这是一场力量的搏杀，倒不如说是智氏、赵氏的“独存战略”，与韩、魏两家“共存战略”之间的高维对决。处于强势的两家，谁能够放弃原有战略，主动向共存战略靠拢，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两个看起来对政局最缺乏影响力的家族，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真正的主宰——这样的战略智慧和操作手法，恐怕才是韩、魏这两个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政治世家在乱局中应有的表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无恤没有坐在执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瑶那样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他那种近乎自残式的示弱，恰恰就误打误撞地成了韩、魏两家的“天命之选”，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终极法宝，这或许也是一种运气吧！

感觉有个细节可以深挖。

智伯请韩康子割让土地，韩康子不想给他。

韩康子的家臣段规说：“智伯贪图财货，刚愎自用，不给的话，他会率兵攻打我国，不如答应他的请求。由于他取得土地顺利，必更加骄慢，一定又请他人割地，他人不给，必领兵攻打，然后我国得免除祸患，以静观时势的变化了。”

康子说：“此说很好。”于是就派人交出土地。

智伯自以为计划得逞，十分高兴。又请魏桓子割让土地，桓子不想给。

魏桓子家臣任章劝说他：“无理勒索，必引起诸家大夫的恐惧；我们答应他的要求，智伯必然骄横。他因骄横而轻视敌方，我因畏惧而彼此团结，用团结一致的队伍，对待轻视的敌方，智氏的性命必不会长久了。”

桓子说：“好极了。”就又给智伯一处有万家人口的都邑。

此处韩魏两家的态度很有意思，一开始他们也不想交，但是一听说智氏一旦骄横，向别人讨要土地，讨要不成就会攻击别人，然后自取灭亡，他们就交了。

说明他们心有不服，但实力不允许他们做反抗智氏的出头鸟，都在等待别人挑头反攻智氏，这其实是祸水东引的一种。而这里的那个“别人”，就是指最强的赵氏。

如果没有人带这个头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两家不敢反抗，智伯越要越多，最后他们两家会越来越弱。

可历史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走，为什么呢？

因为智伯向赵氏也索要了土地，而赵氏，身为老牌儿卿族，且前任赵氏族长赵简子励精图治，有足够的实力反抗新兴的智氏。

发现没，智伯讨要土地的顺序，是有规律的。他先找了最弱的韩氏，之后有了底气才找了稍弱的魏氏，最后，才敢去找赵氏。

“你家族实力不行，你敢不听我的吗？”

韩氏不满，但也无奈。

“韩氏都交了，你魏氏不交吗？”

魏氏不满，但也无奈。

“其余两家都交了，你赵氏难道不交吗？”

赵氏还真敢不交。

韩魏是因为实力不足，才只能阴奉阳违，而不敢明着对抗智伯，赵氏则不。

于是智伯联合着韩魏两家攻打赵氏，结果快要攻破赵氏的时候，这两家突然间临阵倒戈了。（临阵倒戈的理由很可疑，史书中记载两家担心智伯也可以利用汾河的水来灌安邑，绛河的水来灌平阳，这理由太牵强了，因为汾水离安邑很远，降水河离平阳也很远。）

总感觉韩魏这两家早就琢磨好了，一定要在智赵两家实力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出手。

战争的结果是，新兴的智氏被灭族，老牌的赵氏实力大损，很显然，本来实力较弱，存在感不高的韩魏才是最后的赢家——正常情况下，稍弱的两家八成会在竞争中被老大老二吞掉，现在老大老二一死一伤，他们却毫发无伤，很难相信他们是靠运气活到了最后。

三家分晋后，魏氏（曾经不敢明面挑战智氏，也无力对抗赵氏的老三）继续了晋国大部分实力，而赵氏，只不过分到了第二好的土地。

复盘全局，韩魏两家的这招祸水东引，实在是高，几乎就是一个无以激活成功教程的阳谋：赵氏有实力，自然不会心甘情愿的受智伯的削弱；而智伯向韩魏索要土地后，也不允许赵氏不交出自己的土地。两虎相争，一死一伤，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智伯肯定不蠢，他的战略设计就是慢慢削弱其余三家，削弱的过程中，赵国肯定不服他，所以智赵必有一战，他可以联合韩魏灭赵，毕竟人家智伯名义上是为国君索要土地，你赵氏不交出土地，就是在反抗国君威严，这也算是小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但很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韩魏的谋士更精明，想借刀杀人，把智伯当成了刀（他真的助人为乐，我哭死），于是祸水东引，智赵相斗，韩魏得利。

只能说，这把是高端局，谁也不蠢，无奈一山更比一山高，“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老三老四（魏韩）成了最后的赢家，老大老二（赵智）反倒成了炮灰。

闻过则喜，愿与诸君共同进步。

2023.4.18

感谢网友 @阿贡 指正，特此纠误:智伯不是替自己讨要的土地，他是在替晋国国君讨要土地。

所以智伯不会在土地方面越要越多——毕竟他是呼吁大家向国君捐地，他自己也是要带头捐的。

那么这一举动就更有意思了，自己带头捐地，名义上自己是忠臣，而如果有人敢不捐，那他就是逆臣，是对国君不忠诚，就是整个晋国的敌人。

所以韩魏两家才不得不忍气吞声，毕竟自己不能带头当这个“逆臣”，一旦自己不服从“国君”的命令，就一定会为智伯找借口群起而攻之。

即便是实力深厚的赵家，也必须思量好与“国君”为敌的下场。

这可谓是小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大家都听他的，那么他就是有号召力的辅国良臣，有人敢不听，就率众讨逆，天下谁人不尊？

先去找韩，再去找魏，也是在逼他们站队:敢不服从命令，就先灭了你。

等这两个弱势方站了队之后，才好带着“群众意见”去找赵家:该你表态了，少数服从多数，不听话就是在与整个晋国为敌哦。

到这里，赵家已经身不由己，只有服从与不服从两个选项。

如果他屈服智伯，就相当于承认了智伯可以号令各方的权威，赵家一旦低了头，以后就更没人敢反抗智伯了。

如果他不服从，智伯便以国君的名义率领智韩魏三家兵力围攻你一家，如果不出意外，赵家就会被灭族，留下来瑟瑟发抖的韩魏两家，任人宰割。

但终究是出了意外，一是赵无忌头很铁，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抗智伯，反抗“国君”，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启用备用方案，联合魏韩，共同灭赵。

另一个意外就致命的多了:本来已经服从自己的韩魏两家居然似乎串通好了一般，在同一时间临阵倒戈，在赵家都已经快完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的联合赵家反抗自己。（估计是看大势已定，智伯有些飘了，对他们两家的顾虑以及监视有所放松，才致使赵家有机会和他们两家私下来往）

韩魏两家临阵倒戈速度之快，连身在前线的智伯都没有反应过来，突然就被两家联军偷袭了，事前毫无征兆，事后也没有补救的余地。

而且历史对智伯形象的刻画也很有意思:智伯索地的行为名义上讲是为了国君，事实上，他也做出了捐献土地的行动。

哪怕这个人很骄横，行为上也是有利于国家的，可史书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悲情英雄，而是将塑造成了一个妄自尊大的狂人愚人，仿佛智家的灭亡是合情合理，顺应天意的。

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智伯的形象会不会就成了刘备一样的悲情英雄呢？

晋国忠臣智伯深感于晋国卿族内斗，国力内耗严重，国君威严不再，身出卿族的他誓要重振国君之威，于是他以身作则，并呼吁大家资助国君。

但这种大公无私的可贵精神并不被逆贼赵无忌所认同，逆贼赵无忌联合韩虎魏驹等逆臣攻讨智伯，并最终窃取了晋国。

智伯死而晋国三分，呜呼哀哉，忠义之心不复矣！忠正之士难寻矣！

春秋笔法，恐怖如斯！

我是饼不同，闻过则喜，愿与诸君共同进步。

智伯之死，是《资治通鉴》开篇最精彩的一场大戏。

作为晋国实力最强的执政官，智伯文武双全，可以说“能力”是满分的。但最终，他却被韩、赵、魏三家联手反杀，落得身死族灭，头颅甚至被赵襄子做成了酒器。

司马光对此的评价是经典的“才胜德谓之小人”，认为他死于“德不配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从管理逻辑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如果只把失败归结为“缺德”，我们很难从中学到具体的处世逻辑。

结合智伯的一系列骚操作，其实他的灭亡源于一个更底层的逻辑错误：彻底破坏了博弈对手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了系统的排异反应。

以下结合这段历史，谈谈我们在职场和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四个生存逻辑。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领地时，理由非常霸道，甚至是“无故”（没有理由）。

古代打仗讲究师出有名，不是因为古人迂腐，而是为了建立预期管理。

你杀了我的使节（因），所以我打你（果）。这种因果关系是清晰的，大家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只要不触碰底线，就是安全的。

但智伯是“无故索地”。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

这就给韩、魏、赵传递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他的侵略是没有底线、没有逻辑、无法预测的。

• 今天他心情不好要了一万户，明天心情好了会不会要两万户？
• 我今天给了地，能不能保住明天的平安？

“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这种“缺少稳定预期”的状态，会让对手陷入极限的恐惧。

当韩康子和魏桓子发现，无论怎么退让都无法换取安全感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结盟，干掉这个不可控的变量。

职场启示：

我们在工作中，最忌讳的也是让同事或下属猜不透。

你可以严厉，可以高要求，但必须赏罚分明、逻辑稳定。如果你的决策总是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大家就会因为缺乏安全预期而选择抱团对抗你，或者想办法逃离。

智伯最大的战术失误，在于他不懂得见好就收。

他先找韩康子要地，韩康子的相国段规很聪明，劝主公给地。逻辑是：助长他的骄气。智伯拿到地后，一定会继续找别人要。如果别人不给，就会发生冲突，我们就能坐山观虎斗。

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

果然，智伯尝到甜头，又去找魏桓子要。魏桓子也给了。

最后，他找赵襄子要，赵襄子拒绝了，战争爆发。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型：共同利益联盟的形成。

如果智伯只欺负韩国，魏和赵可能会袖手旁观。但他接连不断的索取，让韩、魏、赵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掠食者。

这时候，除掉智氏，就成了大家唯一的共同利益。

任章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

我在复盘这段历史时常想，做事的分寸感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可一而不可二”。

就像赵襄子后来在晋阳之战中的选择一样，他没有去城墙坚固的长子城，也没有去物资充足的邯郸，而是去了尹铎治理的晋阳。因为尹铎在那里对百姓有恩，有德。

襄子曰：“……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你不能只让人付出（修城墙/纳税），而不给回报（宽政/恩惠）。

认知升级：

如果你请人帮忙，还没有针对上一件事给予对等的反馈或报酬，就千万不要急着开第二次口。

透支人情和透支信用卡一样，最可怕的不是还不动，而是被拉入“黑名单”。

智伯输就输在太“狂”，而他的对手赵襄子（赵无恤），赢在太“深”。

当年赵简子选继承人时，废长立幼选了赵无恤。理由看似很简单：赵无恤通过了“藏竹简”的考核。

父亲把刻有训诫的竹简交给两个儿子，三年后检查。长子早就丢了，而赵无恤不仅倒背如流，还能随时从袖子里拿出来。

简子……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表面看，这是“听话”和“老实”。

但正如柏杨先生所质疑的：竹简很重，随身带三年极不方便，赵无恤甚至可能是在父亲身边安插了眼线，才能对考核应对自如。

但不论是“死记硬背”的笨功夫，还是“安插眼线”的心机，赵无恤都证明了一件事：

他是合适的继承人——如果他很听话，他就能将现任领导者的意志贯彻下去；如果他很有心机，那么他就能将现任领导者未竟的事业发展下去。

相比之下，智伯的才能虽然外露，但缺乏这种深沉的“城府”和对规则的“敬畏”。

管理思考：

我们在选拔人才或寻找合作伙伴时，往往会被“才华横溢”的人吸引。但真正能成事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略显木讷，但能把你的每一句话都落实到位的人。

“听话”有时候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能力。

智伯并非没有机会翻盘，但他死于“选择性失明”。

在智伯引水围困晋阳时，谋士絺疵一眼就看穿了韩、魏两家要反水。理由非常简单且符合逻辑：

“眼看赵国要灭亡，马上就能分地了，但这两人不仅不高兴，反而忧心忡忡。”

絺疵谓智伯曰：“……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这就是反常。

按常理，即将胜利的人应该是兴奋的。如果他们不兴奋，说明他们心里有比“胜利”更大的恐惧——那就是“唇亡齿寒”。

遗憾的是，智伯太自信了，他把这种致命的预警当成了耳旁风，甚至还把这话告诉了韩、魏二人，直接逼反了盟友。

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做出了违背常理、违背利益逻辑的事，背后一定有你不知道的隐情。

比如你去修电脑，师傅明明能换个零件多赚你500块，却主动给你打折还送你赠品，且理由非常牵强。这时候别急着感动，大概率是因为他把你更贵的原装电池换走了。

对他人的“反常”保持警惕，是成年人最基本的避险直觉。

总结一下：

如果你对历史中的职场智慧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下期我们看看《资治通鉴》里的聪明人是怎么给人提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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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身死族灭，而魏文侯却能成为战国首霸，区别就在于：智伯身边全是惧怕他的人，而魏文侯身边全是能“拿捏”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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