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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增加徐永昌日记、　蒋公日记、王世杰日记有关内容并重新描述。

关于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的史料有以下两类：

1、当年第一时间日记中的记录，主要有徐永昌（参加会议）、王世杰（记录参会的唐生智的说法），以及可以辅助的　蒋公的说法。还可以增加《事略稿本》的记载。

2、后期回忆材料主要有唐生智自己、白崇禧、刘斐（以上三人参加了会议）、宋希濂、周振强、李宗仁。

这里面，自称参会的李宗仁的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有以下两点：

１、其他参会人提供的会议参加人清单都没有李宗仁，会议过程也未提到李宗仁。

２、李宗仁的说法和白崇禧完全相反。按李的说法，在他提出所谓“宣布南京是不设防城市”的提案后，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

而白的说法，他准备了一个“建议南京不设防城市”的提案，但是：

待会议席上， 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为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并未提出。

说法刚刚相反。

剩下的其实基本上是彼此对应的，并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具体如下：

1、开过三次会，第一次会议唐生智没有参加。（刘、宋均谈到开过三次会，刘明确唐是第二次扩大参加的，唐自己只谈到两次会。）那么，扩大唐参会显然有　蒋公的考虑。

2、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主张守。（刘、王世杰日记记载唐谈话、唐晚年回忆）

3、第二次会议（13日）没有人愿意负责守城。（唐、周）唐回忆他主张谷正伦负责，　蒋公未首肯。

4、没有人提到第二次会议唐主张由他负责守城。

5、第二次会议无结论。（唐、刘、周、宋）

6、第二天（14日）　蒋公决定本日敲定南京防守计划（日记：“本日处理迁都部署与舆论大势，及南京防守计划。”）

7、14日白天　蒋公拜访唐劝进。（唐、周）。唐提到，其中上午是　蒋公邀请唐去看桂永清的阵地，边看边谈。唐在晚年的回忆中说　蒋公拿“不是你守就是我守”将军，唐表态愿守。这同王世杰日记记载唐谈话中先有　蒋公“愿自负死守之责”，后有“首都卫戍之任，委诸唐氏”一致。

8、第二天晚上召开第三次会。（刘）注意：会议召开时间不同寻常，恰好和唐的白天　蒋公劝进的说法对的上。（按徐永昌日记，这次会议为11月14日晚八时）

9、第三次会议　蒋公定调：必须守。（刘、白、宋）

10、　蒋公定调后，一时无人响应。（刘、宋）

11、唐表态愿守且慷慨激昂。（刘、宋、徐、白）

徐永昌日记记载了14、15、16三次涉及首都防务的会议，在之前并无相关会议记载，具体如下：

14日

八时会报，何、俞、唐、白等均来，时间尽为不切实的守南京论所耽误，唐孟潇自请誓死守城，且引证日本广播太原守城事以自戒，（耻宜生之不能与城共亡。）

15日

十一时蒋先生招集会议，余先到，何、唐、白、钱、刘继来，决定努力抵抗掩护迁都办法。

16日

六时举行会报决定守城办法，唐孟潇任长官期以三个月乃至一年。

那么，14日这次会议是等同刘斐提到的第一次会议还是第三次呢？从内容看，显然像第三次。但也有人认为既然按刘斐记载徐参加了三次会议，且正好徐连续记录了三天的会议，那么徐记录的14日会议就是刘斐的第一次会议，徐记录的16日会议就是刘斐的第三次会议。

如果按第一种说法，自然其他资料与这第一手资料没有什么冲突，只是徐没有在日记中留下前两次会议的记载。如此则15、16日的会议是确定战守大方向后的具体落实（抵抗与迁都的有机整合，唐生智指挥的名义与任务目标等）。唯一的问题就是徐没有在日记中留下前两次会议记录是否奇怪？个人以为并不奇怪，毕竟按刘斐的回忆，前两次会议并未决定任何事项。而日记又不是徐对南京保卫战的专著，不记很正常。（　蒋公在日记中就未记录任何一次战守会议的情况）此外，如果14日决定战守，那么当天《事略稿本》的记载就很自然：“与干部会商大局及南京防守计划，并电程潜再令第一百四十七师及第一百四十八师即开南京待命。”

如果按第二种说法，有以下三个问题：

1、若从此说，那么刘斐对会议内容的回忆全部都是捏造的了。因为刘斐回忆的三次会议在逻辑上是一环扣一环的。逐一对比，16日的会议还能勉强和刘第三次会议内容扣上，而14、15日徐永昌记录的会议内容就同刘斐的回忆风马牛了（刘回忆的前两次会议内容同徐三次会议任何一次都对不上）。但11月19日王世杰日记记载的唐生智第一时间对决策过程的描述前半段恰同刘斐第二次会议回忆是一致的，这说明无论哪天开的，应该有类似内容的会议，而这个会议并不是徐日记记载的14或15日会议。

２、若从此说，则16日以前两次会议，虽然14日唐就唱了高调，但并没有决定战守（如果14日已经决定战守，那么就回到第一种说法，15、16日会议是决策后的落实会）。那么14、15两次会议上应该有较大争论，但徐本人记录的两次会议的信息，并未体现这一点：15日是在讨论抵抗与迁都统筹这类具体问题；而14日的会议也是“时间尽为不切实的守南京论所耽误”，描述上是一边倒。

3、若从此说，16日的会议才是决定性的，14日并未决定事项。然而考察　蒋公日记，14日是要处理南京战守问题，而16日已经在考虑要把“战车与枪弹多留存南京”了。此外，《事略稿本》记载了14日　蒋公给程潜发电报，“再令第一百四十七师及第一百四十八师即开南京待命”。如果16日才决定，而不是14日决定，那么这个兵力向南京集中的命令就很奇怪。而《事略稿本》16日的记录就更和决定战守的大日子对不上了——“本日办公会客，几无暇略，背痛尤烈”。

综上，本人认为将徐永昌日记记载的14日会议就是刘斐回忆提到的第三次会议，同时，刘斐回忆提到的第二次会议，虽然徐永昌日记没有记，但其内容是有第一时间材料支撑的，肯定是存在的。

唐生智在回忆中提到，之所以同意守是因为　蒋公打了招呼，这一点被有的人质疑说是与其他人会上的回忆或者记录不符。然而其理由其实不存在：因为唐谈的是会前的情况，如果属实，会上主动请缨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和其他人的回忆或记录并不存在冲突问题。除非有记录证明，14日当天　蒋公与唐生智没有在会前见过面。而这一点无论　蒋公日记或《事略稿本》均不能提供反证。

而唐晚年的说法有两个旁证：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的回忆和1937年11月19日王世杰日记记载唐第一时间的说法。

那么周振强的回忆有可信度吗？唐晚年回忆中提到，上午　蒋公和唐的谈话是边视察教导总队边谈。因此，桂永清知道　蒋公和唐密谈不奇怪（毕竟要作陪），而周回忆桂告诉他们几个高级干部，自然是可能的。

而1937年11月19日王世杰日记记载唐第一时间说话也是先有　蒋公“愿自负死守之责”，后有“首都卫戍之任，委诸唐氏”，说明唐晚年说因为　蒋公要自守才决定替守并非南京保卫战失败多年后甩锅，而是第一时间就这么说。

此外，白天　蒋公和唐密谈在细节上同其他记录是对的上的：刘斐提到的第三次会议是在第二次会议后一天的晚上开的（按徐永昌日记是晚8点），并且会议开始后　蒋公即定调（白回忆由于　蒋公未征求大家意见即宣布必须守，因此白的“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案未能提出）。一方面时间上第三次会议正好在唐回忆的沟通之后，时间上没有冲突；另一方面白天不开晚上很急的开，并且直接定调，可见白天有所协调，并且急于敲定。（这也同　蒋公日记载“本日处理迁都部署与舆论大势，及南京防守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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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的记录：

1937年11月14日　蒋公日记：

本日 处理迁都部署与舆论大势，及 南京防守计划。

1937年11月14日《事略稿本》：

与干部会商大局及南京防守计划， 并电程潜再令第一百四十七师及第一百四十八师即开南京待命。

1937年11月14日徐永昌日记：

八时会报，何、俞、唐、白等均来，时间尽为不切实的守南京论所耽误，唐孟潇自请誓死守城，且引证日本广播太原守城事以自戒，（耻宜生之不能与城共亡。）

1937年11月15日徐永昌日记：

十一时蒋先生招集会议，余先到，何、唐、白、钱、刘继来，决定努力抵抗掩护迁都办法。

1937年11月16日徐永昌日记：

六时举行会报决定守城办法，唐孟潇任长官期以三个月乃至一年。

1937年11月16日　蒋公日记：

战车与枪弹多留存南京。

1937年11月16日《事略稿本》：

本日办公会客，几无暇略，背痛尤烈。

1937年11月19日王世杰日记：

今晨晤唐孟潇于汪精卫先生宅。据唐云：日前军事机关研讨应否坚守南京时， 有人主张不宜在京作无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健生主张今后应改采游击战，唐本人则认为我军在首都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委员长亦以为然，并谓彼愿自负死守之责。嗣后众人以为最高统帅不可负守城之责。遂决定以首都卫戍之任，委诸唐氏。

回忆部分：

刘斐：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蒋介石……说南京是国际观瞻 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十五、六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 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谈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 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 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 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 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白崇禧：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 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
南京不设防之建议：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 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惫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所在地 不忍为军事破坏 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第五战区），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待会议席上， 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唯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有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进了部属之责任。

宋希濂回忆的情况如下：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邀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
…… 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 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决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唐生智本人的回忆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 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 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 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 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
……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回忆：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我率教导总队一部撤回南京，继续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 桂永清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我和胡启儒、邱清泉说：“ 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做声。 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

其他的以后有空再更。

提起唐生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肯定还停留在如果能在南京城内饮弹自尽就流芳百世了上，但事实上，作为北伐军八个军长之一的唐生智，在北伐战争后期也发展成一方诸侯，其下属的军事集团曾短暂的由一个军发展到五个军的规模，一度敢和蒋军互扳手腕，最后却把底裤都输掉了，可以说非常戏剧性。

唐生智部队的前身是1916年担任湖南督军的刘人熙所成立的警卫团，唐生智当时是该团3营营长，事实上这个团也只有一个营。一个月后谭延闿接任督军职务，唐生智部被改编为湖南陆军第1师2旅3团3营，后逐渐被师长赵恒惕提拔为团长、旅长。1922年赵恒惕当上湖南省长，谭延闿逃往广东，唐生智因为在赵谭战争中支持赵恒惕，于是升任第4师师长。

唐生智率第4师驻扎衡阳期间，极力扩充实力，所部已发展到三个旅，旅长分别是何键、李品仙和刘兴，后又缴械从广东哗变出来的湘军谭延闿、川军熊克绳部的一部分官兵，编成一个警备旅，由师参谋长周斓任旅长，全师总兵力5万人枪。唐生智实力逐渐壮大后，又开始和广东政府暗中联络，想赶在北洋政府任命的赵恒惕，并由自己取而代之统治湖南。

1926年春，赵恒惕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湖南陆军的四个师，只好逃出长沙流亡上海，唐生智趁机率部进入长沙并自封为省长，但这时另外两个师长：第1师师长贺耀祖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又不干了，他们不能接受原先和自己平级的唐生智爬到他们头上，于是联合起来向第4师发起进攻，双方打了40多天仍没分成胜负。

由于唐生智早已暗中投靠广东政府，所以广东方面借此良机，立即宣布授予唐生智以北伐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职务，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这样以湖南内战为契机正式打响。改编为北伐军第八军后，唐生智手下的四个旅分别改称第1、2、4师和教导师，各师首长仍保持不变。得到封官后，唐生智部士气大增，很快就把何耀祖和叶开鑫的联军打垮。

广东政府随后也派第四、七军各一部前来助战，至此北伐战争规模由省级局部冲突升级为全国性的大规模混战。第四、七、八军联合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大本营武昌，经激战北洋军溃败，吴佩孚仓皇北逃，驻汉口的刘佐龙部投降。此战中第四、七军出力甚多，第八军却趁机捡便宜占了汉口，当然该军打酱油也和之前其在湖南内战中损失较大有关。

北伐军攻占武昌、汉口后，第八军为了向其他友军学习，也开办培训班搞起了政工制度，并由李品仙兼任班主任。有趣的是，培训班教材不用社会学说书籍，反而用佛学书籍，李品仙教育学员说，要发扬“四大皆空”的精神，才能勇敢善战。不过由于第八军各级军事主官都不欢迎政工干部，所以这个制度才实行了两个月不到就被取消。

再说在打垮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后，第四、七军继续东进支援在江西、浙江地区作战不利的友军，第八军则向北追击，连克广水、横店、鸡公山，直逼重镇武胜关。到1926年冬，北伐军已基本控制了长江以南的中国中东部半壁江山，参战的各军势力都扩大了不少，大家在南昌开会后决定扩编部队，把各军升级为集团军。

其中唐生智的第八军被升级为第四集团军，原李品仙的第1师被扩编为第八军，何键的第2师被扩编为第三十五军，刘兴的第4师与周斓的教导师合编为第三十六军。在整训期间，尽管蒋系的第一军在上海搞出四一二事变，并另成立一个南京政府，与武汉方面唱对台戏。唐生智等武汉方面的将领经商议后决定暂时对蒋忍让，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继续北伐北洋军阀上。

1927年夏，武汉北伐军继续向河南省境内推进，唐生智亲率第三十五、三十六军沿平汉铁路北上，另留第八军卫戍武汉。在河南的西平、遂平、临颍和漯河等地，第三十六军与奉军少爷张学良指挥的第三、四方面军接连血战，以较大伤亡代价将奉军最终击退，并一直打到郑州，与西北国民军冯玉祥部、右翼军**、张发奎部和左翼军魏益三、樊钟秀部胜利会师。

四路大军会师郑州后，留在后方的汪精卫、谭延闿等都跑来和冯玉祥开会，约定一起暂停北伐，先解决掉武汉北伐军内部的左派武装，唐生智作为军人也只好服从。一回武汉，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搞得特别起劲，缴了武汉工人武装的械，弄得形势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形下，第四集团军内部的左派干部不是自己出逃就是被唐生智礼送出境。

返回武汉后，唐生智就提议应先组织东征，消灭在南京、上海割据的蒋军及桂军联军，武汉方面的其他高级将领如张发奎和朱培德等都表示支持，但受8月1日突然发生的**、叶挺和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南昌起义的影响，东征讨蒋的事情只能暂时被延后。由于第三、四军在南昌起义中损失较大，东征主力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唐生智军事集团身上。

1927年9月，趁着蒋桂联军在南京龙潭与北洋军孙传芳部大战，唐生智再度率军东进，这次他依旧以第八军留守武汉，以第三十六军为江左军，以第三十五军为江右军，沿长江两岸推进。两路大军在推进到安庆、芜湖一带时，忽传来不利消息：何键由于和谭延闿、程潜搞坏了关系，他们俩正和桂军一道组团西征武汉。

唐生智面对第二、六和七军的联合进攻，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不想把自己的本钱部队拼掉，于是虚晃一招便匆忙向武汉撤退。眼看敌人也紧追不舍，唐生智感到想保留自己的军队，唯有像龙潭大战时的蒋介石一样，以下野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于是招来何键、李品仙和刘兴三个老部下，宣布将军队暂时交给他们带，可以撤到湖南去接受名义上的改编。

临走时，因为第八军1师师长张国威平时素来和李品仙不合，后者假装痛哭流涕说既然张国威不听指挥，他还不如追随唐生智一起出国，何键也在一旁帮腔，说师长不听指挥那还了得？为了安抚李品仙、何键，同时又听说张国威收到程潜任命他为第八军军长的委任状却藏着不报，唐生智干脆把张国威骗进来用绳子勒死，之后他才带着亲信放心得出国了。

李品仙、何键和刘兴退到长沙后，又将之前收编的三个地方部队合编为第十七军，由好哥们周斓当军长，不然让他这个唐生智集团的初代四旅长之一老是屈居副军长也不好。然而在撤退到湖南后，谭延闿的第二军还是步步紧逼，妄图重新控制湖南老家，1928年1月，李品仙等只好继续撤退，谭延闿军队在进入长沙后也马上宣布任命部将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

李品仙等在退到湘西偏远地区后，眼看衣食无从着落，很是着急，这会儿桂军便派人来商量收编的事情，由于唐生智军事集团的中层干部都比较团结，桂军拉不走一个师一个团，只能退而求其次，允许整体收编，但要求与白崇禧有矛盾的刘兴离开军队，刘兴本着全局着想，便同意了这一要求。

桂军一下子吞并了唐生智的四个军，显然短期内无法消化，因而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其中周斓的第十七军和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奉命留守后方，白崇禧亲自指挥第八、三十六军参加所谓的二次北伐，讨伐盘踞在华北的北洋军残部。为了控制部队，广西人廖磊被任命为第三十六军军长，何键手下一个广西师长叶琪的部队也被扩编为第十二军，三个军合称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军。

1928年夏，白崇禧率第十二路军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打到河北正定、唐山，与阎锡山的部队胜利会师。这时传来全国军队缩编的消息，第八、三十六军被缩编为第51、53师，高级将领不动，第十二军则奉命返回湖北，加强武汉的守备力量。因为在解决掉关内北洋军阀的部队后，蒋、冯、阎和桂之间的矛盾开始直线上升。

1929年2月，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拿威胁最大的桂军开刀，他利用白崇禧手下唐生智旧部不满桂军只提拔广西人的做法，把刘兴秘密派回河北去招揽旧部，很快便和旧日同僚们一拍即合，大家原本还打算把白崇禧绑了拿去当见面礼。但幸好廖磊和白崇禧关系不错，他悄悄通知后者逃跑，并亲自护送其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

白崇禧出走后，镇得住第51、53师的也只有原总指挥唐生智，蒋介石也只好请后者出山。唐生智得到消息也非常高兴，很快从日本乘船抵达河北，宣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51、53师。唐生智接见了原各师长、旅长，唯有对赶走刘兴负有责任的廖磊闭门不见，廖磊知道自己已经在第五路军混不下去了，只好离开部队去投奔桂军。

唐生智军事集团重建后，只剩第51、53两个师，由李品仙、刘兴分任师长。原留在湖北的第三十五军在军队整编中被缩编为第19师，后在蒋桂战争中投靠蒋介石，师长何键爬上了湖南省主席的宝座，成为又一地方枭雄。而第十二、十七军则被缩编为第52师，蒋桂战争后该师被蒋军和何键部分别收编，原师长叶琪则离开部队追随白崇禧而去。

再说那第五路军成立后，则奉命移师河南，被布置在蒋、冯军对峙的第一线。果然1929年10月，蒋、冯发生第二次军事冲突，第五路军与冯军在登封血战三昼夜，打得非常起劲，蒋介石对此也非常满意，便放心得把原扣押在南京的唐生智又放回去，还亲自赶到登封，与唐生智当众握手拥抱，表面功夫做得很足。

然而蒋、唐之间究竟还是同床异梦，在唐生智看来，蒋介石还是北伐军的那个大叛徒，于是在与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取得联系后，相约在1929年12月发起反蒋战争。但这次唐生智算是错判了形势，除了他们二人外，其他各路被收编的军阀都没什么反应，连老部下李品仙都表示反对并离他而去，唐生智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指挥部队在河南确山与蒋军陈诚、夏斗寅部激战。

这时被蒋军收编的原陕军杨虎城部突然袭击了第五路军后方，导致其不得不全线撤退，被俘5000余人，再加上此时河南地区天寒地冻，再战不利，反蒋才一个月的唐生智不得不再度乖乖认输，被迫和刘兴离开部队，其下属的第51、53师分别接受改编，团以上军官全部被遣散。至此，唐生智军事集团的历史宣告完结，唐生智从此也成了一名有名无实的名誉上将。

屈指算来，唐生智军事集团一共五易其主，六易阵营，先是追随谭延闿，接着又追随赵恒惕，实力壮大后又投靠汪精卫，形势逆转后又依附新桂系，赶走白崇禧后又臣服于蒋介石，最后打出独立自主旗号才一个月后即被缴械，总的来说是，开局一手好牌，最后却昏招连连赔了个一干二净。所以完美诠释不作不死╰U╯☜(◉ɷ◉ )

以前不太喜欢唐生智，觉得如果不是他，南京大屠杀就不会发生，但看的资料多了，就明白过来，对于日本畜生来说，无论中国人反抗或者不反抗，他们都照杀不误，跟唐生智没什么太大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就是他在打仗前，把长江上的船只都开走了，本来寓意是背水一战，结果后面大伙想跑路的时候，悲催的发现，没船了。

南京高光时刻过后，唐生智基本上消失了，老蒋不喜欢他，因为北伐时期，唐生智的野心很大，和汪精卫搅合在一起，一度企图取代蒋，对这种人，杀了吧，大家都会说老蒋心眼小，只能高官厚禄养起来，给个一级上将的头衔，然后爱干啥干啥，就是不给实权。

唐生智也不太喜欢老蒋，觉得老蒋卑鄙无耻下流，反正就是打心眼里各种瞧不上，南京一战过后，他基本就隐居乡野，也不想看到老蒋，后来解放军打过来，白崇禧派人把他老婆孩子都抓走了，他躲在草丛里，愣是没吭声，坚决反蒋，后来一个人迎接解放军，幸运的是，他的老部下李品仙念旧情，把他老婆孩子放了回来，这才一家团圆。

61年的时候，唐生智身体不好，患了肠癌，陈毅去看他，陈老总一辈子豁达，见面就竖起大拇指，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没朝***开过一枪一炮者，大概只有唐先生一人了。敬佩，敬佩。”，唐生智说惭愧啊，当年不懂事，要是早点靠近组织，也不至于蹉跎半生，没有为人民做贡献。

当然，这都是些客套话，看一个人的人品，平时看不出来，到危难时机，才能看得出来。

转眼到了特殊时期，当时有人要整菜刀大帅，跑去逼唐生智，因为北伐时，胡子大帅的独立15师归唐生智管辖，如果唐生智跳出来指认，那简直就是板上钉钉，唐生智来人目的后，火冒三丈，说菜刀大帅作战很猛，一门心思打军阀，压根就没时间和老蒋还有汪精卫勾搭啊。

坏逼们听唐生智这么说，也火冒三丈，就威胁这位身患癌症的老年人，说要弄他之类的，唐生智阴阳怪气的说，栽赃陷害这种事，我搞不来，你们一定要搞，可以去台湾找老蒋，他最擅长搞这种事。

听唐生智这么说，坏逼们也火了，其中有一个掏出手枪，说你再不老实交代，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听到这种话，唐生智的火更大了，直接跳了起来，走到那个人面前，扯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说朝这里开枪，老子一辈子南征北战，从来没怕过死！

小将们见过嚣张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看唐生智不开窍，立马将他抓了起来，关起来审了十个月，一个快八十岁的癌症患者，被折磨了十个月！基本上奄奄一息了，也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逝世，活了81岁，1981年，总设计师为他**，并重新举办葬礼！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因为1968年程潜去世的时候，唐生智非常感慨，说老程死的风光啊，领导们都出席了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