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精选并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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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散文精选并加赏析

　　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周国平、余秋雨、张爱玲的散文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名家散文精选与赏析【1】

　　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

　　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

　　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

　　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

　　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

　　二、情感生活的缩减。

　　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

　　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

　　三、文化生活的粗鄙。

　　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

　　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

　　不过，其中又有区别。

　　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

　　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

　　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

　　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

　　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

　　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

　　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

　　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

　　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

　　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

　　在这样的人看来，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

　　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

　　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

　　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

　　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

　　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

　　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

　　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

　　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

　　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

　　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

　　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

　　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

　　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

　　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

　　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

　　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

　　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

　　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

　　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

　　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

　　惟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

　　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

　　”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名家散文精选与赏析【2】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

　　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

　　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

　　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

　　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

　　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

　　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

　　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

　　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

　　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

　　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

　　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

　　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

　　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

　　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

　　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

　　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

　　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