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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代表作《我与俗世神坛》、《静修笔记》等作品以思想深刻著称,但读者却宁愿把他理解为一个励志作家,把他的作品简化为心灵鸡汤,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一种误解。新近出版的《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一书,从史铁生的思想角度阐释了他的文学与人生,还原了史铁生的“思想家”身份。
写作,为了不自杀。
1972年,21岁的史铁生是“最嚣张的年纪”,却被一场灾难击倒。脊髓上的一个小肿块使他终身残疾。最初几年,他常常沉浸在地坛的精神生活中。
在《我和地坛》中,史铁生写道:
“我在这个花园里坐了这么多年,时而轻松愉快,时而抑郁沮丧,时而轻松自在,时而孤独寂寞,时而平静自信,时而软弱迷茫。其实只有三个问题交替骚扰我和陪伴我。第一是要不要死,第二是为什么活着,第三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残疾造成的身体疼痛和精神压力,“你想死吗?”对史铁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经过激烈痛苦的内心挣扎,他选择了活着,他要找到活着的依据和理由,也就是“生命的意义”。
至于他为什么写作,曾经有记者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为了不自杀。对他来说,写作是最好的思考工具,是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到活路的一种方式。
史铁生认为,残疾和写作是“命中注定”的。“是生活或人生的困境催生了写作行为。写作,说到底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是对人生困境的反思,是人在困境中激励自己、携手前行的最有效方式。”
1979年是史铁生写作生涯的开始。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爱情的命运》、《法学教授和他的妻子》、《兄弟》三部作品。随后几年,他又发表了几部具有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特色的现实主义小说。
中期转向寓言小说创作,如《人生如弦》(1985)、《我的舞蹈》(1986)、《原罪命运》(1987)等。
在他后期的创作中,《静修笔记》(1995)和《我的丁一之旅》(2006)两部长篇小说突破了传统的小说模式,转向以思想探索为中心。
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他后期的作品多为思想杂文,因病断笔写于1999年至2001年透析期间。
通常早上他身体状态最好,几乎全部用来写作;或者下午去透析,或者在家休息,时不时有朋友来探望。他的枕头旁边有一只录音笔,当他脑海中灵光一闪的时候,就把灵感记录在录音笔里。
北京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的《史铁生全集》收录了史铁生的全部作品,共350万字。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用生命写作的勤奋者,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哲理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生活只是一个“过程”
小时候史铁生问我奶奶如果死了会怎么样。奶奶说,如果她死了,你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这是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在患病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曾几次自杀未遂,并在尘世的祭坛上度过了几年思考死亡的时光。一连几个小时,他都在全神贯注地思考死亡。最后,他领悟到:“死亡是一种不必急于求成的东西,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节日。想到这些,我就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都不再那么可怕了。”
友情,爱情,对亲人的思念,让他战胜了死亡的诱惑。他用自己的生命感悟和逻辑推理,证明了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人永远在路上,要做的就是走好路,而不是轻言放弃。这就是过程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叹气,谁就更吃亏;谁努力,谁就最自由、最自豪、最幸福。”
在《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一书的作者顾林看来,史铁生的一生是对死亡哲学最生动的诠释。“史铁生以不懈的精神探索着肉体之外的巨大痛苦。他对爱情敏感,愿意付出。他的慈悲超脱于佛陀的人格形象,让人深受感动,大受鼓舞。”
2010年12月30日,史铁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天下午,他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
是否进行开颅手术,他的妻子陈希米根据他的病情代表他做出了选择——放弃治疗。
史铁生和陈希米生前曾谈及死亡:“我想在我能平静地死去的时候死去,在你能平静地接受我的死亡的时候死去。”
按照史铁生生前的遗愿,死后遗体应该捐献。
深度昏迷的史铁生,因为需要做捐献手术,辗转了两家医院。由于心脏停止跳动15分钟后无法进行捐献,他以超强的毅力维持着强有力的心跳。从发病到最后捐献,用了九个多小时,于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去世。
史铁生的两个角膜,他认为是谈论生死的“最好的一个”,没有用上。相反,他认为很虚弱的肝脏与天津的一名受体成功配型,他的腰椎被用于医学研究。
随着器官捐献的完成,史铁生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与“他人”一起延续。
爱是走出孤独的愿望。
中学生史铁生几乎喜欢所有的体育活动。田径和足球是他最大的爱好。他是学校80米栏的冠军,他的偶像是刘易斯。
史铁生在《我的梦想》一文中曾说,“如果人真的能有来生,我不求别的,只求一个刘易斯那样的身体”。
但是当一个朋友问他在“得到真爱”和“得到健康”之间选择哪个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爱情。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健康的身体,人生就没有意义。
21岁,爱情几乎伴随着残疾。据朋友回忆,史铁生和H的爱情应该是在地坛开始的。“地坛也有H寻找铁生晚霞飘飘的长裙和渴望的眼神”。那时候的史铁生,因为爱情,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残疾,“让他想活下去,去大千世界活一百年”,虽然没有人相信一个残疾青年会爱上一个健康美丽的姑娘。
这段恋情因史铁生的残疾而结束,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但他始终感受到了爱,爱的主题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史铁生的第一部作品《爱的宿命》,讲述了爱海和秀儿因为家庭因素不能在一起的爱情故事,并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在随后几年的创作中,爱情和残疾常常相伴而行,但只是为了写出残疾的主题。
到了198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星期天》,爱情不仅是关于残疾的,也是关于人的残疾的——爱情是对人的根本困境和孤独的拯救。这个变化与我的爱人陈希米的相遇有关。
20世纪80年代,右腿因脊髓灰质炎致残的陈希米在西北大学数学系学习,同时也是校刊《希望杂志》的编辑。她向史铁生要稿,两人书信往来,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1989年,陈希米从Xi来到北京,与史铁生结婚。“两个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洋溢着和睦与融洽。在为妻子写的诗《Himi,Himi》中,他像天使一样称她为“漂流在河边的孩子”,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陈希米的爱。
结婚后,史铁生更加从容淡定。多年研究史铁生的学者顾林认为,这段婚恋不仅启发了史铁生的人生,也使他的创作跳出了真正爱情可能遇到的困境,进入了爱情的形而上层面,如《爱情问题》(1994)、《静修笔记》(1995)、《病中断笔》、《我》。
以思想为足,渐行渐远。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启蒙,90年代文化领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喧嚣一时,许多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表现出明显的对人的人文关怀。史铁生的写作还是出了潮流。他拷问生、死、命运,把逝去的生命献给读者,却从未教会读者如何生活。他逐渐走出个体残疾的阴影,从作品中剥离出残疾体验和苦难意识,将目光投向普遍的人生困境,这在小说《人生如弦》中得到了体现。
老盲人没有失望。回想过去的日子,“我才知道,以前那些忙碌的人,爬山,赶路,弹琴,甚至烦恼,担心,是多么的快乐!当时,有什么东西绷紧了心弦,尽管这是假的。”不仅残疾人需要一个虚构的目的来激励自己,正常人也需要一个具体的目标去奋斗。
正如史铁生自己所说,他后期作品中关于残疾人的故事指向“不是残疾人而是人的残疾”,指的是“人生的困境,人生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试图在这样的局限中超越他们”。
他去世后,《人生:民间记忆史铁生》汇集了40多位史铁生挚爱亲朋的亲密回忆。很多朋友都谈到了史铁生“小人物”的一面,比如他对美食的热爱,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刘易斯的偶像化。
曾经为史铁生织毛衣的作家王安忆回忆,第一次去拜访史铁生,两人没有谈哲学,也没有谈思想,谈的话题都是关于饺子的。1990年再次拜访史铁生时,他已经开始写《退隐笔记》,并兴致勃勃地向王安忆展示他的新写作武器——电脑,但对创作这个话题并不太关注。“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时候和他在一起,会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能不断启发人们思想的力量。”即使是“小人物”,也不妨碍他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偶像。他的平凡与固执,让他在夜行思维中更贴近与他有着同样人生困惑的普通人。
作家王安忆曾说:“我们有时会在史铁生背后议论。如果史铁生没有残疾,他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也许是’张太六,赵阳燕’,也许是’一文不值的马’,也许是’一文不值的黄马’…并不是说史铁生天性世俗,而是外在的生活总是有很多诱惑。史铁生为什么要比别人更自律?现在,命运把史铁生禁锢在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在生活。他要走向内心,以思想为足,越走越远。”
(齐鲁晚报·齐鲁一点记者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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